然而.这些地下情报组织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卖，或者被日本反间谍机构所粉碎、或者被为伪政府效力的通敌的特工机关所收买。情报组织的新头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军统转移至香港。
1939年初，周伟龙被法租界警方逮捕，军统设法使他获释之后将其转移到了重庆。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木天（在军统内和陈功书齐名）被军统局上海站的人事处长岀卖给了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很快也叛变了。
虽然军统上海站很快地丧失了行动能力，但是有两个特别行动组在整个“孤岛”时期更有效地活动着。由于常凯申对上海通敌分子的“汉奸活动”的狂怒，戴利组织了两个秘密行动组，分别由赵理君和林志江领导。这两个行动组，尤其是赵理君的那一组，实施了当时的许多暗杀大案，包括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谋杀案。据统计，戴利的手下在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之间，在上海制造了150起暗杀，尽管效力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特工人员在此期间渗透进了行动组。
工部局警务处特务股肯定意识到，像以前那样的蓝衣社表面上不再在上海积极活动。譬如日本人的《新申报》一样，知道某些暗杀组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工，他们甚至知道，这些行动组是由戴利指挥的。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无论是蓝衣社还是新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对发生在公共租界和租界内的亲日华人的暗杀案负责。手头的资料表明，戴利即重庆军事委员会官员、前蓝衣社成员，指挥着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功队，即活动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负责该市的暗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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