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陶上校发给了陶民舟一把手枪、八发子弹以及四颗手榴弹。他住在申新纱厂对面一所没有门牌的房子里，其任务是检查经过白利南路的行人和车辆，以保证没有“汉奸”进人华界，陶民舟的“官衔”包括两个布徽章:一个标明其身分为“上海别动队06595号”，并命令他“服从指令，严守纪律，忠于职守，苦战到底”。
另一个徽章则标明其佩戴者隶属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动队。1937年10月24日，陶民舟和一个同事试图检查一辆卡车.却遭到巡捕史密斯（E.P.S.Smith）的阻挠。当他们拔出手枪时，史密斯夺下了枪，并逮捕了他，其同事则得以脱逃。最终，陶民舟被移交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陶一珊上校的商人和工人组织，是供应卡其布制服和配备旧毛瑟枪的几个团体之一。二支队驻扎在南市鲁班路上的东亚体育学校，它受命帮助警察维护法律与秩序。然而，据样惠芳（别动队成员，“因其1932年的恐怖活动”而闻名于公共租界的警方）的证词，当他被控试图在法租界搞暗杀时.他的支队（配备有手枪）的目的，乃是“只查找汉奸”，此人后来可能被移交给了就近的中国警察局。
三支队归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领导，他的任命最初是由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可能是为了维持对劳工的控制。命其他的工人组织包括由陆京士领导的邮工支队和海员支队，以及码头装卸工支队。
许多应募的新人员都是失业青年。18岁的林德福，宁波人，在跑马厅路附近被公共租界警方逮捕，罪名是试图招募“便衣男童子军”。审讯中，林德福说，他自己曾被一名姓李的30岁的卖报者介绍给别动队，此人曾向九江路上被招募人民兵的一帮男性青年作了生动的演讲。林德福与其他约40名男子被他所呼吁的爱国主义所感动，或者仅仅是好奇于他似乎提供的机会，于是便追随这位姓李的卖报人前赴南市丽园路上设在绍兴同乡会会馆内的别动队营地。
到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军事训练，就能获得每月9元的津贴，外加一日两餐和睡觉之处。如果他们拒绝，则可以返回家中。约有600人留了下来，都是18至36岁间的青壮年。
持否定态度者后来将别动队描绘成“乌合之众”，它在抗击日本人方面几无军事作用。杜老板的副手陆京士与水祥云突然放弃了他们通常的，黑暗角落里老鼠的角色，穿起了挺括的制服，变成了当时的英雄。
他们最初可能是保卫苏州河南岸，梵皇渡路与曹家渡交叉口至日晖港一带的地区，但是当日军发动渡越苏州河的攻击后，别动队便撤退了。
在上海的华界陷落之前已逃至法租界海格路上的据点内。虽然依然希望重新召集其参加南市英勇保卫战的旧部，竭力模仿谢晋元团长的壮举，谢在1937年保卫四行仓库的事迹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教材。然而，许多骨干都放弃了指挥，逃入租界避难。当日军杀进上海的华界时，抵抗部队的大部分着名指挥官已经离开了上海。
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及王晓籁都秘密地去了香港。杜老板也在其中，他旋即为常凯申组织了秘密的情报活动，其部分经费来自他与戴利建立的一个名为“港记公司”的麻醉品企业。
在此同时，上海别动队分散了。大部分武装単位撤到了安微与江苏的边界地区，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在那里，他们或者与诸如前湖南强盗陈世虎之流的军阀结合在一起，成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或者嗣后被戴利编组成忠义救国军，最终由美国人装备起来。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入员撤出上海，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此时，戴利已经逃离上海，经由长沙而赴香港，苏浙行动委员会完全解散了。
留在上海郊区的各支武装，有的叛逃到日本人那里，成了伪军。但有一支浦东游击队仍在积极抵抗，于1938年9月11日发动了一次协同战斗，袭击了东昌路上的一个日军哨所和伪军办公处，并在敌军动用重机枪之前安全撤走，游击队依旧在城外活动。
只是关于上海的战事，从此转入了地下，在其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34个月中，他们躲在租界里，秘密地指挥着恐怖活动。
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间，还进行了自己的城市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把军统局上海区站置于战时状态。在此之前，由周伟龙指挥的上海站的五个“外勤”组都主要集中于进行反共的监察及信息截获。
周伟龙答应戴戴利，他将留在法租界内，在“潜伏区”内建立从事破坏活动的队伍，以骚扰敌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间谍组织与别动队完全不接触，而通过龚仙舫与戴笠直接联系，龚氏曾任上海特务团人事处处长，如今则被任命为上海网络的联络与信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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