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初唐时期，有关侠士形象的代表作《古镜记》便能将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来。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今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
《古镜记》中讲的是王度出任芮城县令，上任所做的头件事便是用宝镜除去枣树中躲藏着的妖蛇，造就了“既而坟之，妖怪遂绝”的结局。
而他的弟弟王积在出游时也利用宝镜斩妖除魔，于旅途中帮助丰城县仓官除去了三个妖怪女婿，这也可以说是西游记中车迟国斗法的那三个妖道的来源吧。
故事中，王度、王积二人作为主角，可以说是见义勇为、行侠仗义。
但与其说他们是江湖奇侠，还不如将其认为成奇人异士。
作者在塑造两人的性格和人生历程时，主要考虑的是情节志怪方向的发展，而人物塑造不过是在为故事展开而服务。
角色的性格非常模糊，尤其是角色的侠义人格，只能说有，而并未彰显出来。
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手执神器，斩妖除魔，遨游大千世界，谈笑间便一生消逝，简直如神一般存在着。
可他们又与六朝志怪中的神人有着明显不同。
他们参与人间的纠葛，还带着拯救的使命。
不止为“怪”而怪，更为除“怪”而来。
这充分体现了志怪与传奇的不同之处。
然而这也告诉人们，此时的侠士形象并不完全。
侠士形象的完全，起步应该是在侠义类作品出现的时期。
盛唐的牛肃《纪闻》中的《吴保安》，能算的上是较早的一部侠义类作品，其中的角色较之前期作品已经明显成熟。
它记载了两个朋友生死交情的故事，感人至深。
在姚州都督李蒙手下做判官的郭仲翔举荐了同乡吴保安做管记。
然而吴保安还未就职，郭就在一次战斗中被蛮人所伏，还要挟一千匹绢来赎人，郭便写信给吴要求援助。
吴为了救郭，竭力经营财物，十年不回家，妻儿饥寒交迫，无以为继，一路乞讨找到了姚州。
后任都督帮助吴保安，终于凑足了绢将郭仲翔赎回。
后来吴死在彭山丞任上，郭又亲去祭奠，背负他夫妻二人的尸骨，徒步几千里，送回故乡安葬，并抚养吴的儿子，最后还将自己的官让给了吴子。
吴保安、郭仲翔二人的角色创造打破了长期以来侠士形象创造的僵局。
他们不再与天地鬼神相关，也不如奇人异士般遨游大千世界，而是借朋友间珍贵的情谊将人性中的勇、信、知、义等珍贵品质展现出来。
这与文人心中的理想侠士形象非常合契。
二人结友互助，没有借助任何神力或是神器，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奇迹，拯救了对方。
作者在人物性格和语言描写上，也花了极大的功夫，将他们描写的血肉分明、跃然纸上。
从风格印象上，他们不是之前的神人，拥有情绪，爱恨分明。但在品格、精神力上，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并不亚于公认的“圣人”。
这些侠士形象被赋予浪漫和幻想，在此不过刚刚开始。
因为初唐、盛唐的创作，唤醒了侠士文学创作意识的觉醒。
而紧接着的中唐、晚唐，则将侠士形象的光辉照耀在整个唐传奇的文学画廊之上。
的确，唐传奇的发展经历了中唐、晚唐的数百年时间，无论是人物的精神内涵、行为气质还是角色地位都在不断变化着。
从起初水墨画般的浅描淡写，变得犹如水彩画的浓墨重彩，人物性格愈发分明，侠义精神也愈发张扬，让人叹为观止。
中唐便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发展的第一个变化期。
至贞元、元和年间，唐代小说总体就进入黄金时代，以单篇传奇文为代表的小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列中说:“惟自大历以致大中中，作者云蒸，郁庶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开始走向没落，百姓在战乱中经历了颠沛流离之苦，抒写人间百态的传奇被开始大量创作，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神鬼类、爱情类、历史类等种种题材都被挖掘出来，侠义类传奇自然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的侠士形象响应着唐传奇发展的势头，犹如璞玉惊现，显出灿烂光华。
侠士们的言行被更细致地描写，并被寄托了民众们对现实的控诉。
此时唐传奇中的侠士们，性格张扬，好武善斗，十分接近唐代真实的侠客原型。
其中，将侠士作为主角且最为着名的，莫过于李公佐的《谢小娥传》。
《谢小娥传》写民女谢小娥八岁丧母，后嫁段居贞为妻，父亲和丈夫都是巨商，在江湖中往来遭遇劫匪而被杀。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