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作者菌看，国家“以农为本”很大程度上成为战国时期农耕技术，特别是铁农具的制造与使用的动力。
此问题有直接证据，但亦有间接证据：对于牛耕，秦代律令中对评比耕牛有规定。《日书》中有“五种忌”、“蚕日”、“禾日”、“田忌”等内容，尹湾汉简的数术类木牍中有“六甲占雨”内容，均与农耕有关，今天看来纯是“迷信”，当时属于技术类的知识，亦是通过官府来传播的。
这类内容西汉时进入国家的律令，如《二年律令·田律》中就收有“毋以戊己日兴土功”（简250）。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亦大量引用。
这些属于直接的。间接的，如已发现的战国时期铁作坊，规模都很大，往往位于城市，特别是国都内（《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十章第一节“四冶铸铁遗址”）。
这说明性质上多属于由国家控制的“国营工厂”，而其产品除了兵器，大量是农具。
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农具的范，在各地亦多有出土。
由此可以想见，古代封建国家在推广铁农具使用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毕竟“仓廪实”对国家生存而言十分重要，而要百姓养成储存的习惯，道路也是非常艰难的，并非一蹴可就。
储存技术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不过，官府制度上的规定与实践却可看得很清楚。无论出土的秦代律令，还是行政文书，如里耶秦简，仓库物资的管理都十分细密严格，如何储存、出纳、保管均有细致，甚至繁琐的规定，官府的重视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可以从考古发现看，墓葬中随葬陶仓、灶器物组合始于秦文化，后扩散到全国。
这恐怕与重视农耕、强调储藏的制度有联系？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进而进入死后世界的想象？均值得探讨，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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