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野老》一书，班固称“六国时在齐楚间（战国时期齐地、楚地人所撰写）”。
后代极少引用，内容不详。
孟子就已经很看重农耕了，像是《梁惠王上》中就有描述。
汉代以后，则吸收为儒家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贾谊、晁错等的相关言论很多，《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言论也有集中的表现。
《汉书·食货志》中的叙述很有意思，将重农的传统一直上溯到黄帝、尧、舜、禹和殷、周，其实大多是后人的附会与曲意解释之词。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吧。
今人不应为其叙述所迷惑。
可能看到这，大家还会有疑问，那就是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其实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探究，户籍制可以说是授田制的基础，是制造农民的根本依托。
人和土地的关系实际是附属于人和人的关系的。
像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说“（汉代）皇帝与人民不以土地所有为媒介，而靠直接的人与人之关系以结合起来”，战国时代亦是如此。
当时最核心的是控制住人，因为当时人少地多，很多土地覆盖着森林，需要有人力去开垦。
因此唯有控制住人，才有能力去开垦。
在分封制下，国君下面有贵族、公卿、士大夫，国君基本不可能掌握公卿以下所控制人口的数量情况。
但是，此后户籍制度的建立，极大的帮助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方式，使国君能够控制到每家每户。
这是国家管理人的方式的深刻变革，始于公元前375年，就连《史记秦本纪》中都记载：秦国“为户籍相伍”（献公时）。
十多年后，孝公在位期间，商鞅变法（始于孝公三年，前359年），才能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措施。
所以，户籍制度是根本，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相当重视户籍制度。
秦献公“为户籍相伍”，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制度建设，影响至今。
简单的五个字，背后却是无数辛酸的血泪史。
从此国家开始直接控制到百姓人头，要知道此前分封制下，国家是无法控制到每个家庭的，中间有多个层级。
户籍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点，在官方户籍上登记，就意味着接受官方的统治（隶属关系），获得了“民”的身份（乡里爵位）、田地，要为国家尽义务（赋税劳役），当时人手要远比土地稀罕得多，是各方争夺的对象。
包括最近出版了《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据介绍收录了秦的“亡律”，很多内容就与涉及争夺，控制人口。
以及一位学者曾在《北魏对待境内胡族的政策》一文中讨论北魏时胡族编户化的曲折与斗争，便是后代的一个例证，其实可以帮助反观前朝。
离散部落不止是北魏早期，统一中原后依然如此，只不过出现于地方，表现得比较隐晦。
为何胡族编户化会屡屡遭遇反抗？主要是想改变胡族的生计方式，将其定居化并纳入编户，来控制人口并增加税源，胡族当然不会轻易就范，双方的争斗与反复相当多。
“安土重迁”，依我看是历代统治者用律令树立的“目标”与“理想”，亦为儒生所接受，用来概括百姓的心性。
当然通过长期的实践，亦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
秦汉时代，老百姓到县以外的地区，就要跟官府申请通行证（传）。
乡吏会核查你是否交过赋税？是不是良民？有无犯罪记录？申请获准后外出要携带，通过关津时要查验。
其用意是不允许百姓自由外出。
今天是出国才要护照，不过，改革之前，农村居民要外出同样需要开证明。
时至今日，对于流动人口的控制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基于久远的传统——国家希望百姓固定在一个地方，便于管理。
除了户籍，还有“相伍”，就是五户编为一组，实际是要相互监督。
战国时情况不详，西汉初年朝廷颁布的《二年律令·户律》中就有相关内容：“自五大夫（第九等爵）以下，比地为伍，……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
就是第九等爵以下百姓在居住地要按照邻近居所编成“伍”，各家相互监督，还负有连带责任。
其次，秦孝公时商鞅变法进行的强制分家，某户家中若有两位成年男子，就要分家，这样便能将大家庭化整为零，减小其规模，以便官府的控制。
与此相关的，百姓获得姓氏，可能也是与建立户籍相配套的措施，现在没有直接资料，还只是推测。
有了户籍相伍为基础，将百姓固定在一地生活，授田才能真正产生实际效果，才能持续不断产生谷物，进而维持国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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