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能这样作，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各方力量竞争中国君力量的成长有关，有些国家，如晋国、齐国与鲁国，分别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与三桓力量的崛起等变化。
这种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当时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
比如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着一些差别。
像是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如许多学者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
也就是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关于这类人的性质，过去争论很多，是奴隶还是战俘等，说法不一），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
包括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
由此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而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
“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
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
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
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
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
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
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就有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
此外，包括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
就连着名的大学者王国维都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
所以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当然，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谁也无法下确凿的定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王国维大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可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可需要说明，要知道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所以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
就连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论语·阳货》）。
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
因此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
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着，鼓励耕战。
《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
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
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
《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
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
国家统治毕竟不能光讲君子之道，其存在是离不开农耕持续提供物资的。
战国时代的儒家吸收了法家、杂家与农家的重农思想，农家代表有许行，其书已亡，思想见于《孟子·滕文公》，主张君臣并耕，统一物价。
齐思和认为《神农》（《汉书·艺文志》着录，班固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唐以前亡佚）此书提出了“重农思想”。
《泛胜之书》引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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