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
秦国最为成功（军功爵，奖励耕战），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
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
像是马克斯·韦伯就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
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还有像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大家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
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以及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
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
所以许多人才说是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小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精神，便与秦国相近。
只是秦国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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