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周易·履》篇中提出了“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一个政治措施。《周易》作者理想的政治环境是“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就是说“政治上应平坦无险的宽松环境，就连不愿入仕的隐士们也会出来参与社会活动，岂不是光明的未来”。因为有了那些靠武力取得地位的人（“武人为大君”），才使政治仕途险恶重重，才出现“履虎尾，咥人”的险恶政治。《履》篇讲述的是政治环境，这无疑是给君子讲述政治上应创造一种宽松的无险仕途，让不愿参政的隐士出来效力国家。“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无疑也是“君子”施政上应遵循的一项原则。
5、开“泰”抑“否”的政治措施
（即建立通泰的社会发展局面，而抑制政道闭塞所导致社会衰落局面出现的措施）
《周易》里的《泰》与《否》篇讲述了这方面的内容，使“君子”明白如何走向通泰的社会发展局面和如何抑制政道闭塞而导致社会走向衰落的社会问题。告诫君子“泰，小往大来，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的政治道理。开辟通泰，抑制闭塞是“君子”之治应遵循的政治策略。而这与后封建社会里从“泰”，“否”望文生义出的“泰极否来”的概念是不同的。???
6、“同人于野”的政治原则
“同人”指众人。“野”：指野区。犹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乡区划上的农村乡野，即与城市是相对的区域。
《孟子》“滕文公上”里说“夫腾，壤地偏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清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自赋”。
这是“国野”的区分。孟子向腾公建议征税比例，“国”与“野”是不同的。“国中”应是城市，“野”是指城市外的农业之地。孟子称的“野人”是指乡村种田的人。在《周易》里称“小人”。但无论“国”与“野”都是诸侯国的地盘，是一国之领地。《周易》里的“同人于野”是讲的把众人力量聚集在国家的利益上之上，才是正确的方针原则。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于门，无咎”。
“同人于宗，吝”。
这是倡导聚集众人力量于“野”是通达顺利，能办成大事业，又能利于“君子”之政的正确措施。“同人于门”也没有害咎，而唯独“同人于宗，吝”。“吝”就是不好的结果和行为。西周初的体制是宗法血缘下的分封制。“宗”分大宗，小宗。诸侯国里也分大宗小宗。这里的“同人于宗”的“宗”是与“国”的整体利益相背的宗派势力。故“同人于野”或“于门”是关乎着一国的整体利益，所要反对“同人于宗”的这种危害国家的行为。无疑“同人于野”应是“君子”之治上应遵循的一项政治原则和策略。
7、“官有渝”的新老官员交替的工作原则
《周易》“随”篇论述了官员交替的组织原则，即不能“系小子，失大夫”，也不能“系丈夫，失小子”的这种偏于一方的用官之道。对这一问题要考虑得当，既寻求到正确的工作方针，也有利其位，符合正道（“随有求得，利居贞”）。所以官员交替工作也是“君子”应重视的一项政治措施。
8、“知临，大君之宜”的治国方针
《周易》里的《临》篇讲述的是如何治国之道。“临”的本义是从高处向低处看，引申为监视者。《周易》“临”是讲述的上者如何对待下者的统治之道，即统治者如何对待民众的统治。《临》篇中的统治之道体现是“咸临贞吉”，即“用温和的政策治国理民，前景吉祥。”“甘临，无攸往”，用压制的办法治理国家，没有任何利益。“知临，大君之宜，吉。”即聪明理智的去管理国家，才是伟大之君最适宜的治国之道，无必正确。“敦临，吉，无咎。”即用宽厚温和的政策治理国家，吉祥而无过失。
所以采取明智的治国方针，才是“君子”应遵循的政治原则，这就叫“知临，大君之宜，吉。”
9、“君子”应正确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原则
《周易·观》篇是为“君子”讲述的如何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这是一篇最早讨论“方*论”的文章了。掌握了正确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对“君子”来说就会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在治国的决策中不失误。相反，不能正确观察认识事物，将出现的是错误的判断，而导致其错误的行为结果。“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窥观，利女贞”。作者反对“童观”，“窥观”这种不正确的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相反则应是客观的、理智的、全面的对事物观察认识。“观国之光，利用宾与王”，作者强调的是正确观仰，熟悉一个国家的礼乐风尚，才有利于作“宾”和“王”资格。正确的观察认识事物，又是关系到治国利民的进退策略，“观我生进退”。正确的观察认识自己治下的百姓民众，“君子”治国理政，就不至于失误，“观我生，君子无咎”。《观》篇是为统治者（君子）提出了一条按客观事物规律办事的执政方法。既强调观察事物的全面性，而反对片面性，狭隘性。强调全面性，反对片面性，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客观实际情况，使“君子”在政治决策上应与客观实际相一致。《观》中所要求执政者了解国情民情，坚持观察认识事物的客观性，无疑是“君子”施政上应遵循的一项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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