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显而易见，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使盟国之间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其达到目的。我相信，以上对我方的目前处境及其我的打算的表述能消除您在来信中所表示的担心。”
“他们卫队高级将领说成‘日军军官’了。”汪未经说，“而且我相信了他。我在我们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个骗子，可耻。接着念吧。”
“您说得十分正确，由于传闻军队首脑同日军首脑在某处举行谈判，现在形成了一种令人十分遗憾的不安与不信任的局势。
“您坚信，尚未有任何谈判举行。应当认为，有人没有向您通报全部情况。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毫不怀疑谈判已经进行并且以同日本人人达成了协议而结束。为此西线司令元帅同意敞开战线让军队通过，而军队则应允降低媾和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事的看法接近事实。否则拒绝让代表赴延安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一事则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那边的人也令我百思不解。他们让您与我就此问题交换信件，而自己却依然保持沉默。尽管十分清楚，在事件中美国人是倡导者。
“我明白，在重庆或其它某地举行的单独谈判对日军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样军队就有可能向国内纵深推进，而几乎不受任何抵抗。然而为何要对隐瞒此事，为何不通报绝自己的盟友呢？
“于是产生了如下后果目前，西线的日军事实上已停止部队作战。与此同时，日本人却与我们的盟国作战。
“显然，这种局面绝不会有利于保持并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信任。
“在上封信中我已向您提到过，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申，我个人和我的同事绝不会迈出这样冒险的一步，因为我们意识到，暂时的好处无论如何好，都会有损于保持并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一根本利益。”
“是啊，他说得对”他说，“宋氏兄弟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在为蝇头小利破坏我这些年来的努力结果国人的信任。请念下去。”
“您感到疲倦了？”
“哦不，不，您说什么呀我听着呢。”
“绝密。元帅，亲阅。我吃惊地收到您的来信。信的内容是确信元帅和对方在延安签署了协定，‘使军队向东方推进，而我们两因为此承诺降低与日本人单独婿和的条件。
“上一封信中我已谈到在延安进行了旨在召开讨论驻日投降问题会议的尝试，找曾通知您：(1)在延安没有进行任何谈判。(2)这种会见不带任何政治色彩。(3)中国境内的日军的任何投降均不会破坏我们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军宫参加任何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可能进行的会面。
“我们在军事上针对日本做出了共同努力，这种努力现时已展示出粉碎日军、逐取胜的光明前景。为此，我还是请求您对我的诚意和可靠给予高度信任，如同我一贯相信您的诚意和可靠一样。
“同样我充分评价您的军队允许我们将军的部队强渡黄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贵军在彻底粉碎日本抵抗而采取的行动对我们实施整体打击所产生的影响。
“我充分相信将军，并且相信在与日本人签署任何协定之前，他肯定会向我报告。他受命要求，而且他也将要求在他的战场上面临失败的敌军无条件投降。我们在西线的推进是军事行动的结果。推进迅速之快主要是由于我方空军对日本交通线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和将军成功地在西岸歼灭了西线诶军的主要力量的缘故。
“我相信，在延安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同时我认为，您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情报可能来自于国内的情报。那些人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他们犯下的军事上的罪行。如果他们的目的正是如此，那么您的信则证明他已取得了部分成功。
“鉴于我深信您相信我个人的可靠和要与您一道迫使战争分子无条件投降的坚定性．政府显然听信了有关我在末取得贵方完全同意之前已与敌人签定协定的传闻，对此我感到吃惊。
“最后我想提醒，如果恰恰在胜利近在咫尺之际，却因为怀疑和缺乏信任造成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进而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那么这就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率地说，由于这种卑鄙的、对我的行动或者我的可以倚赖的部下的行动的不正确描述，对于您的那些通风报信者，无论他是谁，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的不满。”
“您觉得不合适？”他问，“您明白我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吗？念下去。”
“致总统，亲阅，绝密。
“(1)在我的信中涉及的不是诚意与可靠性问题。我豪不怀疑您的诚意和可靠，对江先生也是一样。我所谈及的是在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关于一个盟国对待另一个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观点上有着差别。我们认为，敌人目前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投降，在此情形下，任何一个盟国与日本人就投降问题进行的会见必须要保证有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如果一个盟国要参加这种会见，那么无论如何他也是必不可少的。美方和英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我们的观点不正确，所以他们拒绝让我们在重庆参加与敌人的会师。我曾写信给您并认为无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会拒绝让其他两方参加这种会晤。我仍然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相互怀疑的所有可能性并不让敌人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埋下怀疑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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