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他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他们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这些人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有关部门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方针。
其实这样是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那些目标国家，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他立刻在国际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
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他的手下就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我们亚洲这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上级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后来在伦敦会见了他们，当时说，如果有人胆敢追随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日本的外长召见了大使：“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发出的声明是在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东京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日本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中国东北方的大门。”
最后由于害怕游击斗争，那边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任何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公开保证，派遣“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是有人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他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他们及其下属的大使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常凯申问，“丁末村在那边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李广元把卷宗还给常凯申，“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三九年吗？”
常凯申哼一声：“李广元，我是那种会一直收集情报，直到至死方休的人。”
詹国强也好，常凯申也好，或者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其实美国那边关键人物的地位已经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亚洲司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出任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剧迷文件”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零年三月，李广元返回南京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耻，高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市中心遭到轰炸。在重庆上空没有飞机，所以街上的灯没熄火，尽管所有灯泡象平日一样昏暗。
“谢谢，请不要给我拿糖，”李广元说，“我喝加糖精的牛奶。”
佣人从厨房探出头：“您可真瘦，李先生，我的上司得留心每一块面包，他常饿着肚子走路，”
“印度的瑜珈认为，饥饿状态对人最有益处，”李广元说，“所以我们中国人生活在最有益处的条件下，因为现在几乎人人都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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