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青浦狭窄的公路，然后驶人宽阔的林荫乡间大道。
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了汪未经车队是驶向上海郊区的，他
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西式餐馆。到了里面，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上海的郊外，军统的陈功书正在等待着。他和所有爱国的中国同胞一样，心里充满了对汪未经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汪未经无论怎么粉饰都不能改变他的通敌投降行为是对所有中国人的背叛。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和民族罪人。
对他自己来说，其实不管国家到底怎么样，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汪未经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
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汪未经并打倒他的政府。陈功书就是这个组织的头目，当时刚刚派到上海。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茶馆喝着绿茶。侍者让他接电话他以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调整桌椅去了。陈功书拿着听筒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
然后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差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茶楼，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
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五个青年人一一他们不都是
老练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
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陈功书的副手，绰号阿兰，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华栋。他39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
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他原是浙江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
后变成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由于他腿上曾经受过伤，所以，
人们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
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7点55分。
陈功书亲自花了许多天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青浦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马路。
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
方向汪未经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卡车里，以非常小
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
根据陈功书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卡车并排的地方时，该有150颗子弹穿过那辆车子。等到汪未经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就从一条小街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把伪总统的警卫人员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到一起解决其余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后，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辆汽车撤走。
8点零5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击位上。陈功书亲自担任了望员，他站在距射击地点向巴黎方向约100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他手里拿着报纸，眼睛一眨不眨地向远处望去。
他们共同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组长周广义发出命令，后者再把命令转达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的射击手。阿兰将开车拦截警车，而“拐子”开枪扫射。
汪精卫的小车队离开上海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
车速已接近每小时60英里。
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这位大人物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
汪未经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作为赫赫有名的头号汉奸，他有这个觉悟，知道自己有点丢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陈功书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在一个月之后，才从其他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8月22日到8点35分才天黑，即使汪未经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而汪未经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情报老手查看的是1937年的日历，而1939年的8月22日却在8点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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