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匆忙招募进来的伪警察所表现出的小流氓特征，可从下述事例中略窥端倪。1939年5月21日，隶属于武警总部的四名便衣侦探走进了康脑脱路上的一家赌场。坐下之后，每个“警察”都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在场的其他正规巡捕误将他们当作武装强徒，便召集增援。当一大帮警察来到赌场之后，方始发现这些恶棍乃是武装警察正式聘用的便衣巡捕。
对于工部局警务处而言，这些新的伪警察无异于强盗，故而歹土的局势几乎失控。弹道研究报告表明，查获手枪或发现子弹的武装罪案中的百分之九十，都使用了从歹土值勤的华籍与印籍巡捕那里抢来的“热武器”。
1939年1月4日，八名歹徒与工部局警官在沪西进行了一场枪战。当天晚上，十二名从美国总会回家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在哥伦比亚路与大西路警察分所门前右侧遭到武装暴徒的抢劫，而伪警察并未努力干涉。
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长期居住的西方居民认为，在沪西歹土盛极一时的“犯罪狂欢“，完全是因为罪犯们得到了伪维新政府的正规警察和极司非尔路76号秘密警察的庇护，歹徒通常都能逃到那里.寻求保护。
“76号”……不仅是当地政治黑社会的中心，并且还是杀人犯、窃贼、暴徒、劫匪以及租界警方缉捕的其他种种逃犯的避风港。
“76号”内还扣留了等待赎金的华人，以及其他经过其门前却从此渺无音讯的华人。
“76号”的特工总部有八个或者更多的骨干组。分布在歹土周围的越界筑路地区的各警察分所——极司非尔路、星加坡路、忆定盘路、康脑脱路和白利南路等等。每个分所有五名佩手枪警员。
其中的四个人每人指导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这些学员最终便组成暗杀队，渚如驻扎在白利南路37弄119号的青年团。而青年团还只是亲日的复兴会、黄道会的外围组织。
鉴于地下分子与“76号”特工拙劣的亲日活动之间的明显联系，当1939年1月13日英国阿什莫尔(BH.Ashmore)少校率领军队强行关闭了大西路与哥伦比亚路上的伪警察分所时，公共租界的西方居民全都热情地拍手叫好。
英国人驱逐了一帮中国便衣警察，并用铁丝网堵死了大门。
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上海在1939年2月经历了“严重的恐怖狂潮“的冲击，外国作者认为，这些恐怖活动由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军事特工所操纵。2月1日，伪警察局侦缉队分队长耿寿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工所暗杀。
在此之后，便是一系列袭击伪警察所，以及对亲日通敌分子的五花八门的暗杀活动。
其中包括2月5日对伪社会局局长朱锦涛的暗杀；2月6口对《申报》前明星记者1937年12月以来出任由日本控制的报刊审査局顾问钱华的暗杀;2月7日对江浙箔类捐税局局长、南京财政部顾问周纪棠的暗杀;2月10日对教育处处长何舒双与山东髙等法院院长张昭祺的暗杀;2月16日对南市地方法院院长屠镇鹄与伪水警局警长高鸿藻的暗杀。。
这些行刺行动于2月19日（星期天）达到顶峰，那天.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明目张胆地谋杀了，并有两个日本人及其女伴——两个日本舞女一起遭到袭击。
各大报馆将陈箓暗杀案描绘成“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
陈箓死时61岁，他曾就学于福州马江船政学堂，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法学学位，出任过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并曽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墨西哥公使（1914-1918年）和法国公使（1920-1927年）。
国民党夺取政权后，陈箓成为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人入侵后，他留在了上海，并同意出任梁鸿志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的儿子陈友涛（VictorL.Chen，娶了张学良的妹妹）则是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暗杀陈箓.是由（前）军统上海局局长王木天策动的，为的是给戴利留下深刻印象。王木天手下的行动组组长赵光义已在上海执行过无数次次大暗杀，是日本宪兵队通缉名单上的主要人物。
1938年秋初，赵光义在徐恩佐这个半业余小队之外，开始另外组织两个特工队。其中包括军统局特训学校的毕业生平福昌和谭宝义。
平福昌，24岁，老家在阜宁，岀生于上海闸北。他曾就学于南市的小学，后则就读于育青中学。18岁时退学，在其父开设在南市的眼镜店里工作。他肯定感觉到，为其63岁的老父磨镜片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
他与只比自己大一岁的19岁的年轻后妈，一起生活在如此闭塞的环境里，这使之于1935年（当时20岁）决定参加戴利的军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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