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着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着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等着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着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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