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开经筵了。
这是这几天除了金英下狱之外的另一件朝廷大事。
这件事儿起初是礼部左侍郎仪铭建议的，并且立刻就得到了朝廷上下文官们的赞同。
去年土木堡之变，太上皇朱祁镇北狩，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登基称帝，稳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并通过互市、救灾等一系列的施政展现出一位明君的潜质。
但是，朱祁钰毕竟是临危受命，之前学习的都是皇家教育，并未经历过正经的帝王教育，所以，在施政期间，朱祁钰也是隐隐感受到了文官集团对于他所做决定的排斥。
对于此事，某天他在处理完礼部政务的时候和仪铭吐槽过，仪铭便建议朱祁钰可以重开经筵，拉近和文官们的关系。
经筵这件事，朱祁钰听说过，但是并不熟悉，仪铭索性便解释了一番。
经筵，汉唐以来专门为帝王或者太子特设的经史课堂，一般由朝廷重臣和翰林院诸官担任讲师，主讲儒家的经史子集和历朝历代的帝王学说，是朝廷文官们极为看重的一项政务。
与皇帝的御前讲习不同，经筵要在每个月固定日期召开，并且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经筵每月三次，被列入讲官行列的人，如无例外，都要参加，日讲则是每天都有，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参加，只需要当天有讲课任务的大臣参加即可，其他人爱来不来。
有明以来，只有朱祁镇开过经筵，因为他登基继位的时候年龄太小，还处理不了政务，所以政务都是有张太后和内阁三杨商议处理的，但是朱祁镇毕竟会长大，早晚有一天要亲政，所以内阁辅臣杨士琦进《请开经筵疏》，请求重启经筵制度，为朱祁镇讲授儒家经典和治国之道，张太后果断同意，于是，八岁的朱祁镇便开始了悲苦的经筵之旅。
儒家重礼仪，经筵自然也不会缺了相关设置，文臣们设置了一整套极为复杂的流程来规范经筵，甚至细化到了笔墨纸砚的摆放方式都有明确规定，更别提人员设置了。
经筵有知经筵事，负责经筵的一切事务，又怕他忙不过来，还设置了两到三名同知经筵事来分担，其繁复程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大明朝廷统辖亿万子民，各部衙门也不过是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经筵几乎等同于各部了。
而且整个经筵从开始到结束，参与者都不能轻言妄动，只有负责主持的鸿胪寺官员可以按流程唱和，仪式上的严谨度比开大朝会还高，而且不像朝会那样是在广场上，而是在一间屋子里，谁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人发现，然后扣一个不敬经典的罪名。
皇帝也是参与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经筵上还特设了一个展书官，专门负责替皇帝翻书，因为经筵制度规定，皇帝也不能随意乱动，包括翻书......
所以，经筵这件事，折磨了朱祁镇整整八年，直到张太后去世，朱祁镇亲征，经筵这才暂停，但是也没有明旨，只是说没时间，暂时不开而已，毕竟这件事是文臣们极为看重的，要真是明旨关闭，那文臣肯定要爆，谁也不会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不过文臣们为什么这么重视经筵这件事呢？
自然是有好处的。
首先，经筵本身规格就足够高，给皇帝上课的讲堂，哪个书院敢相提并论？能参加经筵，给皇帝讲课，自然说明自己的儒学经典已经熟练掌握，退休后自称一声大儒都不为过，这对于文官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其次，经筵是给皇帝授课，自然算是帝师，这个名头也是大明立国以来极少存在过的，毕竟太祖朱元璋登基之时已进不惑之年，太宗朱棣登基也四十有二，仁宗在位时间太短，宣宗也是二十八岁继位，并且经过了太宗的悉心教导，对于朝政大事熟稔于心，治理国家驾轻就熟，不需要什么人教导他治理国家，至于建文？他认为的那三位帝师就别提了，削藩削得建文帝都失踪了，建文这个年号到朱祁钰这会儿还是不存在的，大明史书里活生生空出来好几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有倒霉蛋朱祁镇开过经筵，有过帝师，那些大臣基本都是名利双收，例如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的胡濙，吏部的王直，工部的高谷......
还有，经筵本身讲授的是儒学经典，那群武将勋贵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担任讲师的，有资格给皇帝讲课的全都是文臣，这就意味着文臣可以将儒家的治国理念灌输到皇帝的脑子里，暗中影响皇帝按照文臣们的思路来治国安邦，这对于文臣的地位自然是有极大好处的，隐约间便高了武将一头。
还有，经筵是文臣接近皇帝的好机会......
还有，一旦谁在经筵上得到皇帝的青睐，提拔速度将会极快......
总之，经筵这件事对于文臣来说，好处极多，坏处则几乎没有，自然要大力支持。
于是，朱祁钰在慎重考虑之后，果断下旨，重开经筵，命宁阳侯陈懋知经筵事、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谷同知经筵事、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翰林院学士商辂、侍讲学士刘铉、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仪铭、兵部右侍郎俞纲、国子监祭酒萧镃、左春坊左谕德赵琬等人任经筵官，翰林等衙门儒臣侍讲吴节、赵恢、徐珵、陈文、刘定之、周旋，修撰林文、李绍，编修萨琦、杨鼎、吕原、周洪谟、刘俊、陈鉴、岳正、万安、刘吉、刘珝、李泰，检讨邢让分值侍讲，太子太傅兼礼部尚书胡濙、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直、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石璞、都察院左都御史陈镒、王文等经筵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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