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才同志是1952年入党的八级电工，1968年10月中旬，被以所谓“国民党纵火犯”罪名揪了出来。12月22日下午，杜晓范在学习班工作人员办公室亲自对他进行了审讯，这次虽然没打，但是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使他的精神特别紧张，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夜，张国才趁上厕所的机会，在旧坑道上吊自缢身亡。
在杜晓范的亲自主持研究策划下，备件厂出现的这起假案使22名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有厂级领导2人，科级5人，工人15人，这些同志的身心健康不同程度受到了损伤，一名同志致残，一名同志死亡。
在备件厂支左的同时：杜晓范还兼管吉林市凿岩队石咀工地的支左工作。10月，该工地的一派群众组织向他汇报发现了一起“特务”案件，他听后没做调查，当即做了三点“指示”：一是抓紧整理材料，否则空口无凭；二是撒出人马，扩大线索；三是把工程队控制起来，一律不准下山，做好保密。
事隔十几天后，群众组织向他汇报了调查情况，他看了两份材料，认为这起特务案确定无疑了，对揪出来的九名同志亲自进行审讯，多数同志被吊打、捆绑和关押。两名同志致残。
1976年，杜晓范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吉林市税务局船营分局任副局长。分管政工、后勤工作，他当时正年富力强，浑身充满了活力，办事利落，作风稳重、老练，军人风度犹存，不久就被评为地区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在此期间，他发挥了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的特长，尤其是在做思想工作方面，备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利用业余时间到47名同志的家中进行了家访，有时背着孩子往返30多里路找同志谈心。
他很知道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别人，1978年春节，为了布置环境，需要有人爬到电线杆上拉铁线，这本应是年轻人干的活，可做为副局长的他却主动爬上电线杆子进行作业，大家看他在十分危险和吃力的情况下坚持拉线，都很受感动和鼓舞。然而，此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部队的通讯营政委干这件事不过是举手之劳。
当时在副局长这一级干部里，他是比较年轻有发展的，然而，在局面打开以后，他便逐渐有了骄傲情绪，得意之时不免忘形，一些自身的毛病也暴露了出来，在一段时间里分局上下风传着他与某女人的风流韵事。
一位副局长曾私下派人去调查，但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于是这位副局长对调查人说：“无论怎样此事就到此为止，不能再扩张了。”杜晓范知道此事后极为恼火，找到那位副局长，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记耳光，接着又找到上级有关领导哭诉。
在部队里养成的军令如山、绝对服从的作风也被他用于地方，对下级动辄抬手打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群众中对此出现了不满情绪。
1978年，磐石石咀备件厂、凿岩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先后要求他去“说清楚”。他到这两个单位在十多次大、小会议中，以十分诚恳和忏悔的心情向广大群众说清了问题，承认了错误，基本上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这次检讨虽然是极为深刻的，但他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却没有说实话。
鉴于他在磐石石咀备件厂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带头毒打群众造成的后果，经市纪检委批准，于1981年1月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分局副局长岗位，于1984年任市税务局行政科副科长。后来，他又被调离副科长的岗位，被任为局基建办公室负责人。
此时他的心情极为沉重，但仍对自己抱有一线希望，因为职务毕竟还没有彻底免掉，党籍还为自己保留着。
事业上的不顺心使杜晓范一反常态，回家打骂妻子，无端怀疑妻子程跃辉有生活作风问题，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的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
被免职派到基建办公室以后，他认识了李影（真名宋某某，李影是做人流时用的假名)，她是个年纪刚刚20出头，体态轻盈窈窕、妩媚动人的姑娘。
她的出现，使他这颗空虚的心灵里出现了一丝邪念。他开始注意她，并在她身上下功夫。惯于贪小便宜的她因为他送给她一枚精美的领花便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发现她非常甜蜜地叫他杜叔叔，而且又接受了他送的女式英格坤表时，嘴角上出现了一丝成功的笑容。
此后，二人便经常往来，该女在某批发公司工作，他经常借为公家购买立柜拉手、乳白胶、涂料等物品为由，去单位找她，来往非常密切。
1985年9月的一天，杜晓范找到她，说有事要她到他家去一趟，此时的她对好心热情的杜叔叔还能有什么怀疑呢？认为真的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便来到了杜家，当她发现只有杜叔叔一人在家并知道他想干什么的时候，想喊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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