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时代性与寓言性。
因为牛魔王家族不但只是作品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也侧面体现了这部文学巨作平民化和大众化的特征。
这点决定了《西游记》这部作品历来备受关注，阅读人群广泛，有着经久不衰的特点。
总的来说，时代性和寓言性是可以用来概括《西游记》整部作品的两个重要特点。
同样，这两点更是在牛魔王家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个特点的概述，是对牛魔王家族作为《西游记》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的辩诉，更是这一家族在文学史中折射出的不同年代所共有的人性的光辉。
徐朔方先生《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前言》曾指出“阐明《西游记》的宗旨，即从心———人的内心与外界的交感，来探讨人生处世，并结合社会现实，寻求解脱。”
不论是心学视野下的论证，还是佛教道教的阐释，都是《西游记》给予每一时代人的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从牛魔王这一人物来看，是这一家族的中心，颇具中国男性的传统特质。
其广泛交友，意气用事，豪气冲天的个性下却也粗中有细，儿女情长。
这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草莽英雄形象有诸多共同之处。
而其家族内部的成员，也同样具备中国家庭传统的特质下的尊卑长幼之貌。
如果说要论这一家族对明代人文风貌的体现，则要从更细微处进行。
但作品的时代性，并不意味这这部作品一定要对历史进行重现，反而是要在历史的轨迹中找寻其行进之规矩，变化之风貌，用以指示后人。
与时代性相互行进的正是《西游记》所具有的寓言性。
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达到劝诫、教育或讽刺目的的文学体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
庄周认为自己的着述“寓言十九”，意思是借他人之口而达己意的占十分之九，故司马迁也称“其着述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
国外对寓言的重视也是源远流长的，别林斯基称“寓言是理性的诗歌”，陀罗雪维支也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
鲁迅在论及寓言文学时曾说：“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
《西游记》从体裁上来说并不是寓言故事集，但却在故事构成和流传意义上有着寓言性的特征。
牛魔王家族也不无例外。
首先，从形象上来说，以动物的外形特征赋予人性的思想，牛魔王家族中的成员，有正常形态的人如红孩儿、铁扇公主、妖道，也有牛魔王这样半人半物结合的形态，更有玉面狐狸动物化人的形态。
多种形态的结合体现出丰富想象力下借物喻人，借事喻理的表现手法。
其次，牛魔王家族相关情节故事体现的寓言性，不仅仅只有思想主题意义上的心学佛道之理，反而有着诸多平民化的喻人之理。
如红孩儿刁蛮任性，恶性不改，最终被收服于莲花座之上，又如铁扇公主手执芭蕉扇不为苍生造福，却占地为仙，最终也被收复教化，服务于众。
从这些情节来看，简单的喻人从善的道理跃然纸上，无须深思熟虑便能心领神会。
最后，牛魔王家族故事的情节笔触虽多，却简而不繁，一波三折，善于点睛之笔。
这也与众多寓言故事的特点相一致。
如孙悟空三借芭蕉扇一节，突出的是借扇过程中与铁扇公主牛魔王斗智斗勇的环节，而并没有将过程全盘托出，重点描绘的是人物的语言动作。
第一借中孙悟空明借不得，便变化飞虫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结果并未如愿，而是借得假扇。
第二借中孙悟空想通过昔日兄弟牛魔王来借，可明借又不得，只能伪装牛王，刚骗得真扇却被反骗，又被牛魔王夺回真扇。
第三借通过诸多菩萨神仙之助，收服牛魔王，使得铁扇公主交上宝扇，最终得过火焰山。
由此来看，牛魔王家族所反映出的寓言性特点是深植于作品之中的，并非臆想而来。
在与时具进的今天，《西游记》以其生动的情节，多样的人物和神奇的世界所带来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广泛民众的关注。
同样，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人性意义下的善的指引，使它在寓言故事般的外表下有了广泛的主题意义。
牛魔王家族在《西游记》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以牛魔王为中心每个人物形象都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整个家族有着魔性人性乃至佛性的统一，这些不仅拓展了主题，同时也揭示出作者的创作意识，为《西游记》深入研究提供新的途径。
由此，我们对于《西游记》这部杰出的文学作品，经过无数前人学者呕心沥血研究，相关着作不胜枚举。
沿着前人的脚步出发，以获得更大的启示。
许多人欲从牛魔王这一人物为中心出发，证实这一家族在《西游记》中的地位，同时揭示出这些人物情节所折射和隐含的特殊含义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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