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同是描写现实、反映世态的作品，讽刺小说却不同于人情小说，如果说人情小说主要是以写实的笔法，通过对婚姻家庭与社会世态的描写去反映现实的话，那么，讽刺小说则是以讽刺的形式。
包括写实、夸张、象征、怪诞等手法，通过对社会世态与被否定形象的描写去揭露时弊、批判社会。这是我们从鲁迅对作品的具体论述中引伸出的结论。
另外，从鲁迅先生的美学理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把讽刺仅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
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讽刺是喜剧的支流，喜剧的本质是:人类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然而，在尚未达到这样的历史阶段的时候，这种喜剧本质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形态表现出来，即讽刺主体对被讽刺的客体表现为一种义愤，义愤的情感达到极致时采用了一种逆向表现形式，这便是讽刺。
可见，讽刺是一种艺术手法，同时也是社会历史中客观的喜剧性矛盾冲突的一种特殊形态。
至于讽刺艺术溯源的话，早在先秦子史部典籍中，已经出现一种假借他事他物以寄托本意的文学体裁——寓言。
寓言的内容绝非事实，全凭作者想象，透过故事，表达写作意图，而且其意图不是直接表现在故事里面，而是在故事之外另有所指。
例如《庄子》中的井底之蛙、朝三暮四;《孟子》嗟来之食、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
《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列子》中的杞人忧天等。
或者以拟人化的动物，或者虚构的故事，或者以一般所熟知的人物，皆他们的行为言语，在虚构的事件中，寓托作者的旨意。
这种寓言中，鸟兽有恩怨。人神能共语，都不是事实存在，而是借着荒诞不经的神、怪、人、物暴露人类的某些特征、弱点、或批评人生，或攻击人事，运用高妙的隐喻，使得人物行为在叙述中，能发挥意在言外的作用。
这都可算作是讽刺小说的滥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尖锐泼辣、诙谐警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散文。
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在志怪、志人小说中，讽刺笔法也时露锋芒。《世说新语》、《语林》、《笑林》中，都有一些幽默讽刺的故事。
如邯郸淳的《笑林?俭啬老》一篇，对俭啬老爱钱如命的贪婪性格，活龙活现的刻画，极尽讽刺之能事，俭啬老打算施舍乞丐，从房间拿出十钱，随步辄减，闭着眼睛给了乞丐，还说是倾家相授，以后不要再来。
舍钱如割心头肉，栩栩传神的写出其吝啬性格。
唐代时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成熟时期。传奇作家吸收长期酝酿的各种讽刺条件，终于产生丁一批成熟的讽刺小说。
作家能够恰当地运用对比、夸张、变形等各种讽刺技巧，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经营布置，表达作者意图的讽刺主题。
传奇作家已经开始注意讽刺性小说，但是众多的传奇作品中，讽刺尚不能成为一种流行主题。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传奇的特殊结构——议论文字，影响了后世长篇讽刺小说的叙事方式。
综观唐传奇中的议论，多半出现在文章的结尾，有的甚至还冠以“赞曰”(如沈亚之的《冯燕传》)、《君子曰》(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行简曰”(如白行简的《三梦记》)、“三水人曰”(如皇甫枚的《步飞烟》)，完全是太史公口吻的翻版。
而且《任氏传》、《南柯太守传》、《虬髯客传》等作品，将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直接加在故事之后，仍脱不了史传的惯例。
这种议论的形成，与传奇作品承袭史传的写作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不少唐传奇的作家从事修史，如《古镜记》与《唐文粹》都说《古镜记》的作者王度曾奉诏修国史;《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与《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撰写文书的事迹，则见于《旧唐书》与《唐文粹》。
而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注明他以严肃作史的态度写作。由于唐传奇与史传之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唐传奇在作品中经常以作者现身的议论方式表达主题。
这种议论通常都是作者个人的评断，读者不见得完全同意，可是这种手法可以使读者更明了作者的用心和写作宗旨，因此后世注重社教功能的讽刺作家，不管小说独特的优美表达方式，为了强调或传达强烈的道德意识与讽刺宗旨，常用这种议论方式，直接表达其善恶分明的道德观念与讽刺主题。
宋元讽刺小说的写作还处在尝试阶段，笔记小说虽然承袭唐传奇的意识和手法，但是兴趣却专注于神仙志怪或稗史传说上面，很难寻找出精心设计的讽刺笔法，所以，这类小说对后世讽刺小说的影响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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