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则先是个人行侠，后加入集体，表现出豪侠的群体性，如《水浒传》、《杨家将》等，发展为英雄传奇小说，它们已不单是个人行侠，而是集体反抗。
他们已不单单是靠个人的飞檐走壁或拳术刀法，而是运筹帷幄，行军布阵，设伏打援，战场拼杀，展开千军万马的武装斗争，豪侠也变成了武将。
在戏曲舞台上属于“长靠”一派，脱离了侠义小说的范畴。
明代侠义小说并不发达，虽然《水浒传》等作品也含有侠义小说的成分，但它已脱离侠义小说，发展为英雄传奇小说。
而此较典型的侠义小说，却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绿牡丹》可以说是长篇侠义小说的先声，《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则是侠义与公案结合的产物。
这以后，《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又逐步从公案侠义的合流中分流出来，成为独立的武侠小说。
在宋元明之前，豪侠主要是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它们或与豪强恶霸作对，救助贫弱百姓，或向官府朝廷挑战，炫耀自己的武术本领。
他们大多属于下层人民，或飘忽不定，或隐姓埋名，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当然这种个人反抗、个人复仇、个人英雄主义并不可取;但它毕竟是被压迫的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反抗意识的表现，在无望中寄托的幻想。
到了《三侠五义》，公案与侠义结合，侠客成了清官的助手。
他们在忠与奸的斗争中，站在忠臣的一边与奸臣作斗争，为皇帝讨伐篡权反叛的奸臣贼子，还没有直接与农民起义作对。
而《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中的侠客，则在清官的统率下，灭盗平叛，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与鹰犬。
侠客从代表人民的愿望向封建秩序挑战，再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向乱臣贼子作斗争，再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刽子手去镇压人民，这样，侠客的光彩尽失，成为罪恶的化身。
《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则又展开了教派门户之争，主要是个人恩怨，教派争斗，又杂以神怪妖法，这种单纯的侠客个人复仇，没有多少社会意义。
从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来考察公案侠义小说，就其总体来说，它并不代表小说史前进发展的潮流，而是表现了逆转的趋势。
这种逆转趋势表现为:一是从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又转向群众与作家相结合创作的说书体小说。
二是从日常生活个性化的描写又转向半人半神的类型化描写。
三是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又转向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歌颂;四是书中正面人物由怀疑封建制度、而不愿为封建统治效劳、成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浪子或逆子。
又变成了积极为封建制度效劳、鼓吹为维护封建王朝而建功立业的所谓“英雄豪杰”。
而且从这种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差，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公案侠义小说发展为有落后或反动倾向的小说，这种公案小说在数量上也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只是就公案侠义小说总体趋势而言，并不排斥某些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
不讳言它的说书体小说的优点，即情节的惊险与曲折，很有吸引力，在老百姓中颇受欢迎，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
不忽视它的创作，为现代武侠小说提供了素材，积累了艺术经验。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研究公案侠义小说是必要的，忽视它的存在，在小说史中一概抹煞，都是不妥当的。
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民间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小说，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经过，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
最后，依靠受害者的斗争，冤案得以昭雪，即使有清官判案，也只是在案情大白之后，履行一下判案的司法程序而已，重点并不在歌颂清官的明断。
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悲惨遭遇，由于官府审案“率意断狱，任情用刑”，造成冤案。
案件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凶手，并向官府报告后，才得以昭雪。
《简帖和尚》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皇甫松休妻，造成夫妻离散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情才大白于天下。
元杂剧中的公案戏，情况也类似。
这类作品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
另一类，是由承袭前代“公案书”而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宋人编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为宋人编刊的“公案书”之仅存者。此书宋刻残本，只存户婚门这一部分，约六万五千字。
明隆庆三年，盛时选的翻刻本是完整的。
全书共十四卷，分为官吏、赋役、文事、户婚、人伦、人品、惩恶七门，约有二十二万字。
它主要收录了一些着名官吏明敏断案、平反冤狱的记载或士大夫自己的判词;供为官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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