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道义上讲，曹操能够保全刘备妻室以及关羽性命，这对关羽以致蜀汉集团都算是恩重如山。
而从国家忠义来看，曹操有汉贼窃国之嫌，关羽无论如何也是与他不共戴天的。
所以在旧义与新恩的抉择中，关羽能够毫不犹豫辞曹归刘，全其旧义。
然而，在曹操败走华容的情势之下，关羽如果赶尽杀绝，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有点太不近情理了。
统治阶级强调的“忠”和“义”是连在一起的，“忠”和“义”的统一可以使统治集团团结;“忠”与“义”矛盾时，就必须舍义尽忠。
但在市井细民心中，“义”就是扶困济危，当“义”与“忠”矛盾时，允许舍“忠”全“义”。
《三国演义》中的“忠义”观念，是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道德观念融合的产物，存在深刻的矛盾，关羽的“义”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关羽前期的悲剧，在于处理自己与曹操“亦敌亦友”的关系时，难免认敌为友;后期悲剧，在于处理自己与孙权集团的关系时，化友为敌，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后来终于被吕蒙偷袭荆州兵败被杀，在关羽身上，体现出了义勇骄的性格缺陷美。具有更为动人的艺术力量。
作者还着力塑造了曹操这样一个“奸雄”的典型。
曹操一方面具有雄才大略，为人洒脱，一方面却又阴险狡诈，作者在表现他的美言善行时，不忘揭露其“恶”的动机。
然而最后，有着美好品格和雄才大志的刘备和诸葛亮失败了，虽有雄在大略但却充满恶意的曹操却胜利了。
面对这样一种结局，作者发出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
同时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可以说是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
因为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写了大小40多场战争，其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战役，又有街亭之战等激烈的中小战役。
还有许褚裸衣战马超这样的搏斗场面，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三国时期的战争史，堪称我国军事文学的开山祖与典范之作。
《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是以斗智为主、智勇结合的战争。
《三国演义》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全局与局部结合起来，把战争描写得变化万千，丰富多彩，而不是单纯的胜负记录。
比如赤壁之战就是出色的例子。
作者用九回的篇幅写赤壁之战，其中头三回写战略决策，在曹操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下，诸葛亮为争取与东吴联盟，舌战群儒，孙权集团内部也展开了主战和主和的激烈辩论。
孙权从狐疑不定到誓死抗战，最后形成了孙刘联盟。
在描写战争时，小说紧紧抓住曹军不善水战这一线索，写出孙刘联军如何扬长避短，化劣势为优势，曹军如何千方百计克服弱点，终于因为种种失误导致失败。
周瑜的反间计，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一步步的进行着，使得孙刘联盟在隔江水战的困难条件下有了火攻的可能性。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的特色还在于它的全景性。
它既写了规模宏大的战役，又写了具体的战斗，既有战役的全景鸟瞰图，又有战斗场面的特写镜头。
小说通过战争描写，气势磅礴地反映出三国时代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描写几十场战争，但未给人以雷同之感，每场战争都有独特的风采，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还有就是宏伟的艺术结构。
《三国演义》叙述百年的历史，出场人物多至数千人，历史事件头绪纷繁，所以安排全书的结构是一件难事。
但作者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描写东汉末年的历史，将各个统治集团之间及其内部的斗争安排得有条不紊，规模宏大而不散乱，结构严谨而不呆板，形成了一个艺术整体。
以及典型人物的塑造。
《三国演义》把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放在重要地位，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塑造人物形象，小说用浓墨重彩、夸张和渲染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曹操杀吕伯奢的事件对于揭示其性格特征有重要的作用。
这一故事在正史和野史只是曹操误杀了吕伯奢儿子及其家人，曹操发现误杀也颇有悔意。
小说不仅误杀吕伯奢一家，而且还故意杀害了出外买酒返回的吕伯奢，陈宫问他为什么这样，曹操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小说夸张了曹操的残忍性格和极端利己的思想。
《三国演义》描写人物善于透过表面现象，写出人物特有的气质风度。
如关羽作为良将的典型，他与其他武将不同，他身上有一股傲视群雄的豪气，又似乎内心怀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深沉的伤痛。
他对刘备忠贞不二，又不得不长期“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把“义”作为人生最高准则，但“新恩”和“旧义”在他内心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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