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所说:“至于创作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
“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关于话本小说溯源的话，话本产生于宋代，是蕴蓄涵泳已久的一种历史产物。
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唐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种叫做“说话”的表演技艺，“说话”就是讲说故事的意思。
话本就是“说话”艺人讲唱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说故事和说书的传统。
近年出土的文物中有东汉时代的“说书俑”，歪头吐舌，缩肩耸臀，极为生动地显示出说书艺人讲到紧要关头时手舞足蹈的神态。
比如三国时，曹植能够“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俳优小说”可能是一种口头演说的文艺形式。
到了隋代，在侯白的《启颜录》里已用“说话”来专指讲故事了。
真正把“说话”当作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是唐代的事情。
诗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元稹注道:“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一枝花》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李娃的故事，唐传奇《李娃传》可见其大概。
从现存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几篇唐话本看，可知唐代的说话技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唐代还盛行一种由当时寺院僧侣向民众进行佛教宣传的“俗讲”。
这种“俗讲”，开始时只是单纯演说经文和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汉将王陵变》、《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昭君变》等。
“俗讲”与“说话”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说话”在发展上不仅吸收了“俗讲”的某些形式和技巧，而且在题材内容上也深受影响。
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说话”也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当时城市中出现了许多专门表演各种民间技艺的瓦舍勾栏，在这里上演的除了“说话”外，还有杂剧、傀儡戏、诸宫调等。
“说话”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技艺，因内容和形式以及艺人们各自的专长不同，“说话”又分为四大家:一、小说，二、说铁骑儿，三、说经，四、讲史。
四大家中，又以小说家最有势力。
《都城纪胜》曾指出，讲史书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随着说话技艺的日趋繁盛发达，说话艺人渐渐有了自己的职业性的行会组织，还出现了专门编写话本和戏剧脚本的文人组织“书会”，正是书会才人的辛勤劳动，才使话本成为既是说话人的底本，又是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白话小说。
话本一般又可以分为两类:说话四家中讲史的底本为讲史话本，自元代开始叫做“平话”，“平话”讲述长篇历史故事，取材于历史，后来发展为章回体的长篇小说。
另一类就是本章所要介绍的篇幅短小的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又称为“短书”，它对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从宋元小说话本开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元小说话本——明末的“三言”、“二拍”——以李渔为代表的明末及清代其他白话短篇小说。
从宋元至明代初期的小说话本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到了明中叶以后，俗文学受到重视，一些文人、书商对流传于民间的宋元小说话本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出版。
同时，一些文人还开始模拟小说话本的体制进行创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话本，鲁迅先生称之为“拟话本”，“拟话本”的出现，使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
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
本讲主要介绍宋元小说话本以及明末及清代以李渔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
“三言”、“二拍”将在下两讲重点讲述。
至于宋元小说话本的话，因为宋元小说话本的体制结构一般都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题目、入话、正话和篇尾。
入话，也叫“得胜头回”、“笑耍头回”，就是在正文之前，先写几首与正文意思相关的诗词或几个小故事，把它作为开篇，以引入正话。“入话”有肃静听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的作用。
正话，即故事的正文，是小说话本的主要部分。
小说话本一般都有篇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它是由说话人(或者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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