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品题材: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是历史题材多、重大题材多、因袭继承现象多。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大体可以归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类。
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归纳为讲史(包括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人情和讽刺)，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三种，也是写历史、写现实、写神怪。
中国古代小说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
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
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
因而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谴责讽刺小说就应运而生了。
即使灵怪神魔小说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通过灵怪神魔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特点，使古代优秀小说总是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社会正义，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
总是在作品中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鼓舞人民为美好前途而斗争，而不要消极颓废、意志消沉。
西方小说强调个***，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但是，他们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可以置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不顾，不是战斗在战场，而是决斗于情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在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
3、人物塑造:
要知道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像是唐朝以前的小说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
到了唐传奇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
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小说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
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游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
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
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小说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我们不能以西方小说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
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
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小说逐步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
4、结构与语言:西方是先有长篇小说后有短篇小说，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
因而，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小说。
文言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
大部分文言小说都是传记体。白话短篇小说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
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小说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小说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长篇小说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
说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说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
长篇小说另一部分由“小说”演变而成，这类长篇小说更是短篇连缀体。
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小说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
史传文学是历史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说话是说书人讲述人物故事。
因此，中国长短篇小说多是第三者叙述而没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极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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