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鬼怪”这一题材的运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唐以后，人们对于鬼怪的认识能力有所提高。
因为小说创作者们对于鬼怪不再持一种奉为实有的态度，他们更多地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寄予鬼怪意象一种“理想寄托”和“反叛现实、反叛固有传统”的文化内涵。
这就使得鬼怪小说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调发展开来。
这一时期的鬼怪小说彰显出一种自觉的审丑意识，也显示了中国人审丑能力的成熟。
像是爱情类鬼怪小说，比如六朝时的《谈生》《河间郡男女》《韩凭夫妇》《紫玉》《卢充》《李仲文女》《庞阿》《比肩人》都是爱情类鬼怪小说的代表作品。
这里把重点放在唐宋明清时期的鬼怪爱情小说。
还有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叙写倩娘反抗父母之命离魂与王宙结合，追求深挚的爱情。
因为灵魂、精魂这一非现实性存在也属于鬼之列，故《离魂记》可归为鬼小说。
在这部文中，倩娘之魂并不是面容丑陋，其离魂是为了真挚的爱情，这也不是丑恶的内容，但《离魂记》却仍蕴含着极大的审丑价值。
包括像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如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庞阿》、《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等皆属此类。
它们的审丑价值就在于：其主角皆为了爱情，或现世离魂恋，或隔世人鬼恋，都表现了个体在受到现实的重压、无由交往时的一种精魂相通，希望如现实一般切切实实地相爱、相知、相惜、相恋。
这是对现实的一种补缺，这种补缺弥散着一种无奈的痛，一种只能在幻想中实现原望的悲凉。
它有着喜剧的结局，却蕴含着悲剧性的讽刺。
它给肤浅者以暂时的满足，给予深思者以痛定之后的反思、奋进。
这是对现实丑恶的揶揄，也是对最大的丑——死亡的戏谑。
还有唐朝李景亮《李章武传》：小说讲李章武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与朋友谎称“须州外与亲故知闻”而“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乃悦而私焉”。
即偿愿，则别。八九年后，“因友人张远宗寓居下（两个土字一个耳朵傍）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而访之”。
旧地重逢，二人却已是悲恨交织，人鬼异路。
子妇为爱而终耗尽生命。这篇小说是一篇述鬼的小说，也是一篇爱情小说。
文中王氏子妇最终成鬼亦不改真情与李章武相会，这与陈玄佑《离魂记》有相似的情节，但《离》的悲剧原因是父母的阻隔，而《李》则不然。
这篇小说给读者一种踌躇感，即这种痛彻的悲剧缘何而生？是李章武的薄情寡义，忽冷忽热？
还是子妇对爱情的过份笃信？抑或是流水样的时间？是千山万水地域阻隔？
还是相爱的人自身的种种原因？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二人两情相悦，却不能美满，多年后阔别，却是人鬼殊途。二人心中仍是爱恋？抑或更多是婉惜？
正所谓“得不到是爱，便是千古无穷的恨”！也许作为读者我们内心有千种怨、万份惜，却也因找不到悲剧的肇事者，而只能余下一股无原由的复杂意绪、难以言表的苦涩味道，一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深层荒诞丑感。
以及宋朝裴鉶的《孙恪》：这篇小说主要写了孙恪与猿精袁氏相恋相爱最终又相分离的悲剧故事。
袁氏久在人间流连，所以她艳羡世间生活，并渴望获得人间真情，但她毕竟来自山林，所以又始终向往烟雾深山，终于她忍痛抛却了孙恪以及二子，回到了没有任何欲念与羁绊的大自然。
有人说小说以此构架全文是为了“曲折委婉地伟达作者出世的道家观点”。
但细读小说，文中却隐透出这样的思想：到处充斥着陷阱、险阻的世俗是一个集无情、冷漠、鄙陋的大熔炉，就连最亲近的人也要置“我”于死地（裴恪听表兄张生教唆携宝剑试逼袁氏现原形而杀之），即使袁氏是那么美丽多情，对爱情忠贞，十年情笃，两人的婚姻那么美满幸福。
作者把内心深系于袁氏身上，在“人欲与猿性”的反复较量挣扎之中，终于选择了放弃，甘愿做一只被世人视为“鄙愚”的千年精怪。
这是对现实的极大讽刺，更是对生命追求无望的悲鸣。
文章结局愈是荒诞，愈显出作者内心痛彻的无奈。
这真是猿精虽丑却不及世人之陋，深山虽陋却不及世俗之卑。
还有同样是宋朝的钱易的《越娘传》：这是一篇宋代的语鬼小说，就故事风格而言，此时的语鬼小说展现出一种与唐代大为不同的风格取向。
就整体而言，唐代语鬼小说多为述说爱情故事，它们或借小说批判封建婚姻制，或以小说斥责负心人，突出的是人鬼殊途却仍相恋至深的缠绵、自由的爱。
这同唐代的整体艺术风格取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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