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闲话休提，再次把目光回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上。
因为不管是从鬼文化上讲，还是从其他方面讲，这都是一部不输于《西游记》的奇书，很值得和大家探讨一番。
就像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云“盖传奇风韵，明未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确实，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的话，会发现，那时社会虽然科技不昌明，但那时的文人创作文言小说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而究其原因，清廷的高压政策，尤其是文字狱，严重打击和挫伤了文人的政治热情，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和创作，“今海内操觚之土，其趋不出二端，曰训古之学，曰词章之学。”
当大多数人埋首于故纸堆而穷经皓首却也有人醉心于志怪传奇以抒发感概。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因此创作出《聊斋志异》;“文人例有嗜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
并且蒲松龄《聊斋自志》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灵，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显然，《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是蒲松龄老先生“寄托”之所在，其创作心态就是“泄愤”。
就像前面说的，蒲松龄老先生的一生其实充满坎坷，虽然在顺治十五年，19岁的蒲松龄参加县、府、道三试，均获第一，从此“文明籍籍诸生间”。
当时的主考官施闰章以《孟子》“蚤起”为题，蒲松龄将其写成颇具小说意味的记叙文章，施大为赞赏:“直足以维风移俗”，“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这给了蒲松龄很大鼓励，其后来屡困场屋可能与此有关。
到了康熙九年，宝应知县孙蕙请其担任幕僚，“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借助此诗，可知此番游幕并不开心。
次年，蒲松龄回家备考，结果名落孙山，他写信给孙蕙说:“君疲牛马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
孙则回复:“文章憎命，不其然乎，”未料一语未谶，“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
但“一第”始终未得，“设帐缙绅先生家”竟成为他以后的主要生活。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因答题“越幅”，被勒令出场。
“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
康熙四十一年，蒲松龄再次应考，其《寄紫庭》诗为此写道。
“良兽高飞尽，吾鄙数何奇，莫下陵阳泪，三年黍一炊。”
“不恨前途远，止恨流光速。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
“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
显然，这一次又告失败，他已63岁，经历“三年”也已不少，每次都是“含涕”，每次都是“虚悬”，命运却一直未加垂青，而“死灰复欲然”，说明他还没有彻底灰心。
最后到了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终于结束坐馆生涯。
长期坐馆，牺牲的是亲情，母亲不能侍奉，妻子无法安抚，儿子更难以培养，唯有“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寒冷凝冰”。
多少次叩击科举之门，多少次被拒之门外，其内心苦痛真是莫可言状，终其一生生活在社会底层，耳闻目睹诸多吏治腐败、民生疾苦，其内心激愤更是难以言说。
终于，蒲松龄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社会认识、良好愿望、深刻思考等熔铸成一个词——“孤愤”，在《聊斋志异》里，他将这种“孤愤”宣泄的淋漓尽致。
比如《叶生》，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
郁闷而死后，混教人子“中亚魁”;叶生之魂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意足矣。”
这是叶生愤懑之极的心声，更是蒲松龄的影子，他也正是将满腹“孤愤”“寄托”在叶生身上。
所以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科举弊端，痛恨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的确，要知道老先生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并且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十九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并且得到了当时山东学道、清代着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名声大噪。
此后，他与同乡学友砥砺学问更勤，曾与李希梅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常“以风雅道义相劘切”。
这使年轻的蒲松龄踌躇满志，他热切地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他为了专心准备举业，曾隐居于山中寺庙苦读，在朋友家住读。
但功夫偏负苦心人，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七十一岁高龄时，才被提拔为贡生，五年后，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两年之后，依窗危坐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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