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们信口胡诌，而是真的，包括蒲松龄老先生自己都在《聊斋志异》中曾自述:“集腋为求，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亦～”
由此可见，他写《聊斋志异》的时候确实是有“寄托”的目的。
简单地说来，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要抒发“孤愤”之情，用来抨击仕途黑暗。
从某种方面来说，蒲松龄老先生一生对于科举仕进，始终处在一种热诚的追求。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一种怀才不遇，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内心燃烧起来，也让他看清了科举仕途的黑暗不公，考官的昏庸无能。
于是在《聊斋》中抨击科举舞弊黑暗，讽刺考官误人子弟以及科举制度对书生的残害。
《贾奉稚》中贾生才名冠一时，久试不中，经过仙人秀才指点，他将“遢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聊斋志异》卷十九)，竟中魁，文章太好居然不中，胡乱拼凑却中了。
可见考场之风已然荒唐至极。《王子安》中王子安醉心科举，在喝醉之后，在梦中听到自己中乡试的消息，便踉踉跄跄爬起来说:“赏钱十千～”，当听到自己已经金榜题名时说“不可不出耀乡里”最后才知道是一场幻梦，科举制度说白了，也是书生自我麻痹的一场幻梦。
《司文郎》中盲和尚都能分清文章的三六九等，王生受之以脾的文章却落榜，余杭生受之以鬲的文章却中榜，借盲和尚之口说出了“帘中人并鼻盲矣”。
在黑白颠倒，不识文采的考官面前，众多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只能穷困潦倒，遗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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