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唐传奇从唐朝初期就已经有所发展，但唐初期的传奇文学并未能有所建树，比较出名的篇章主要有《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两篇，但故事内容太过荒诞不经，且内容也并无太多现实含义，叙述方式也较为浅显直白，缺乏韵味。
准确来说，唐传奇在唐朝中期才有了一个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时期，其情势恰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有着很重要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的。
唐传奇的发展鼎盛时期主要是在唐代宗至唐文宗这一时期，名作琳琅而名家亦是层出不穷。
鲁迅就曾指出:“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唐代科举取士十分看重对文学素养的考核。
庶族应试之前，常有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的现象，当时称之为“行卷”，传奇文也常作为“行卷”。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有云:“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存于《太平广记》中者。”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也提到，“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
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即所谓“文备众体”。
唐代后期传奇专集产生颇多，大约同这种“行卷”、“温卷”风尚有关。
唐朝统一中国之后，社会长期处于比较安定的时期，农业工商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如长安、洛阳等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
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这类大城市中，民间的“说话”艺术渐渐产生。
当时佛教盛行，佛教徒也利用这种文艺形式演唱佛经故事来招揽听众、宣扬佛法，于是又产生了大量变文，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
从民间到上层，说话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晚年生活寂寞，高力士经常让他听“转变说话”即说变文和小说以解闷取乐。
王建《观蛮妓》、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都说到了女妓演唱王昭君的故事。
当时文人聚会时，也会以“说话”来打发时间。
元稹在《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就有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并自注道:“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其实就是白行简《李娃传》所记故事内容的话本。
历四个时辰，即八个小时尚未讲完，足见其叙述细致之至。
文士间流行的这种“说话”风俗，是促使唐传奇大量产生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史传文学的“实录”手法，以及文末议论方式对唐代传奇亦有着深远的影响。
传奇的一大特征是描写对象的转移，当作家把描写对象由神鬼世界转移到人间的时候，史书的人物传纪无疑成为了他们借鉴的一大素材。
在含有故事性人物描写的以往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史传文学莫属，因而唐传奇对史传的借鉴乃是必然。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学创作的样式和类别，亦为唐传奇选取自由新颖的创作方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作用。
而唐代炫目多彩独具一格的文化背景，也为唐传奇的孕育提供了新奇的“土壤”和“养料”。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客观条件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唐代丰富而发展至鼎盛的诗歌文化。
唐人好诗之风，蔚为可观。上至君王公卿，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都有习诗成风，好诗成痴的迹象。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有云:“上因赋七言诗，好柏梁体，侍臣并和。”
《旧唐书》卷十八《宣宗本纪》中也有记载:“每山池曲宴，学士诗什属和，公卿出镇亦赋诗践行。”
如王维就曾有践行名篇《阳关三叠》传诵于世。
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样式都存在着相互借鉴交融的发展关系，唐代文学亦不例外，唐诗的兴盛自然会在同时推动着包括传奇在内的其他文体的繁荣与兴盛。
魏晋南北朝把小说作为记录异闻奇事的野史看待，只求梗概，不讲究文法辞藻。
如《文心雕龙》详尽的记录了各种文体，于小说一类却只字未提。
这说明在区分文笔，注意藻绘的当时，志怪之类的小说，因缺乏文采而不为论者重视。唐传奇情况则大有不同。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认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
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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