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神秘法术，如飞檐走壁术、隐身术、易形术和神奇的内功、轻功等神通，给侠义小说带来了充沛元气与无穷魅力，从而使小说所描写的神奇道术和武技，更富有传奇色彩。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唐代侠女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武侠小说史上。
就比如《聂隐娘》故事中就有许多道教的元素。
她能藏匕首于脑中，能白天隐身，能刺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还能变纸驴为真驴等，这些都是来源于道教中的神秘法术。
同时，道教思想中，不分男女人人平等的思想对唐女侠形象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道教经典《太平经》中记载:“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发生万物”，“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男女无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为父与母乎?”
道家从阴阳调和的观点出发，阐述了男女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
唐传奇《原化记-车中女子》中就写一位侠盗集团的首领，竟然是一个美艳的少女，她统帅着一群男强盗，完全抛弃了对男子的惟命是从。
作为一个女性可以领导男性，而男性还“毕恭毕敬”，可见在当时的文人心中，女子的地位是可以和男子相提并论的。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以其广泛的精神寄托和信仰来吸引着芸芸众生，现实中处于苦难中的平民百姓除了信仰宗教进行救赎，还可以借助文人笔下的英雄侠客实现人生理想，当宗教与文学接轨就出现了女侠身上浓重的宗教意味，道教救世济民思想与女侠行侠仗义相互融合，一脉相承。
道教精神浓厚的聂隐娘，倒向了正义的主子刘昌裔一边，战胜了邪恶的妖魔——妙手空空儿，拯救了主人性命，后来隐娘还用药丸暂救了昌裔之子一命。
红线、亦是如此，以济世救民为己任去仗义行侠。
最后，女侠隐身遁世的结局与佛道清心寡欲，恬淡无为的理念相互契合。
道教则具有崇尚澹泊，追求逍遥，祈慕出世，终得成仙的文化理念。
从女侠们最后的结局来看，诸多女侠的命运殊途同归，都以不知所终作为最后的归途，她们的淡泊无私、自由洒脱、空灵飘渺不能不说与道教清心寡欲，恬淡无为的理念相互契合。
此外，唐传奇中侠女产生也是由作者主观意志决定的。
唐传奇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晚唐，中晚唐的时候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比较黑暗，文人感觉很难找到出路，大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
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阴性文化，中国文人一旦迷茫首先想到的总是女性，女性的在这样的时候似乎总是比男性更强大。
同时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入想象虚幻的成分，让柔弱的女子来完成男子所难以完成的重任。
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往往在作品中塑造自己心中的英雄形象，寄予自己的审美观，甚至把自己的一些喜好也加于笔下的人物身上，把男子的特征加于女子身上，同时还有人认为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的产生，与士子心灵深处的恋母情结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才说唐代传奇为后代小说奠下了基础，可说是古代文学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从传奇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习俗、生活方式与流行思想，所以如果想研究唐代社会史，必不可忽略了传奇。
要知道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精彩，故事动人，文辞华丽，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唐代许多着名的文学家都写过传奇。
部分高水平的传奇且成为后代着名小说戏剧的蓝本。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唐以前虽出现过越女与李寄这样的女中豪杰，但她们的形象尚未完全成熟，尚未构成体系。
唐代小说则第一次成功并大量地描写女侠形象，不仅品位高，数量也颇为可观艺术也十分成熟。
可见，侠女形象成为唐代文人笔下重要的描写对象，并在唐代文学中绽放异彩，在整个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唐人小说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比以往任何文学样式，都更能自由方便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
《聂隐娘》和《红线》即反映出晚唐时期藩镇拥兵跋扈及暗杀之风的盛行，以及百姓深处乱世之中，备受其苦，格外希望出现武艺高强、慷慨仗义的豪侠为自己雪冤报仇的美好愿望。
而唐人侠女小说中的道教因素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道教盛行的社会状况。
唐人小说中的侠女形象也给后世提供了素材和借鉴。
像是当代作家王小波有几篇着名作品都取材于唐传奇中的侠女，如《红拂夜奔》《寻找无双》等，凌蒙初也在“拍案惊奇”里改编过《谢小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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