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魏晋南北朝志怪相比，唐人传奇的描绘日趋细致，细节描写被大量增加，人物
这些形象的个性化也通过精湛的细节描写得以表现。
由此可见，所谓的侠士形象不仅仅只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习惯，更有着唐人独特的风骨与情怀。
唐传奇所创造的文采与意想，是后世难以模仿和超越的。
因为侠士本是人，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本也来自于真实的唐人。
正是由于唐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放，才造就了传奇中充满七情六欲的各色人物形象，这其中就包括了侠士形象。
人是自律的、独立的个体这种思想，是在人们对所谓自然的等级提出质疑，对权威论产生集体怀疑，及由个人附庸关系松弛引起的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缓慢变化过程中产生的。
而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文化精神，便是个***与无限想象。
分析它们就必须由表及里，从文所展现学意识的觉醒、宗教观念等多个方面去探究，才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
唐人个性的解放主要体现于文学意识的觉醒。
要知道中国文学以魏晋南北朝为里起始，走向文学自觉之路。
文学创作渐渐与经学、史学、哲学等脱离，有了自己独立的门类。
唐传奇在创作中渐渐脱离原本史传体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加入虚构成分。
从起初重在阐释哲理或概括人生经验，转向重在细致描绘人生和抒发情感。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愈发贴近真实生活，表现创作者的情绪。
在唐代，豪侠类作品最早并不见于传奇，而是咏侠诗。
时代对侠客的推崇，使得民众对此类作品有了极大的审美需求。
可是诗歌中的侠士过于模糊，于是随着传奇文体的发展，侠士形象被更多描写在传奇中，这类作品多出现于唐代中晚期。
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政治祸端长期困扰着整个唐王朝而无法解决。
文人士子身处乱世，手无缚鸡之力，又进身无门，面对战乱的现实几乎无能为力。
因此，文人的弱者心理让他们开始幻想有身怀神奇武功的侠客出来解决困境，来拯救颓败的世道。
于是，当崔生和红绡女的爱情受到阻隔的时候，就有摩勒挺身而出;藩镇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有红线、聂隐娘等女侠出手解决。
而有一部分唐代士人由于对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感到失望，便抱着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创作，使得作品中的侠客也跟他们一样失去社会责任感，任性胡闹，如《剧谈录潘将军》、《剧谈录田彭郎》、《车中女子》、《丁秀才》等作品中的侠客一样。
题材的任意选取，侠士的任意抒写，文学意识的觉醒刺激着文人思想的解放，文人思想的解放也同样反作用于作品，使得唐传奇中的侠士无拘无束、个性自由。
无限想象的基础首先来自唐人丰富的宗教信仰。
由于皇家的推崇，此时道家的实力空前强大，而佛教也融入了主流社会为人们所推崇。
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祆教等也先后传入。
唐代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各种思想观念都有空前发展，这是一个几乎时时、处处、事事都存在着神灵崇拜现象、活动和观念的社会。
这种普遍广泛的神灵崇拜渗透于唐人社会生活的每一侧面、每一层次，几乎可以说，在唐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还与之平行地存在着一个虚幻的神灵鬼怪世界。
在唐传奇侠士形象中，道佛两家影响便十分鲜明。
道家讲究阴阳和合与得道成仙。
唐豪侠小说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首次且大量地将女性作为主角。
《老子》中有“负阴而抱阳”，“知其雄，守其雌”等贵荣崇阴的话语，可以说为提升女性意识及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到了唐代，“道教地位的提高，道教文化的发达，无疑使女性的价值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女性的独立意志有了一个自由表露的环境，女性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加之当时民族融合，文化相对开放，为女侠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
由此，便出现了身怀绝技的红线、聂隐娘、荆十三娘等人。
同时，这些侠客还被一定程度地神化处理，如虬髯客可观天子气、聂隐娘等人的超现实剑术，也难怪鲁迅先生评价说唐人“有意为小说”了。
佛家讲究因果轮回，脱离红尘。
《红线》中，红线前世为男子，因误杀三人来世成为贱籍女子，须做一番事业才能最终了却夙愿，结局便是“遂亡所在”。
而《谢小娥传》中，小娥报仇后就削发为尼;《南柯太守记》中，淳于棼南柯一梦，最后恍然大悟。
同为女侠的贾人妻“终莫知其音问也”，荆十三娘“不知所之”，车中女子也来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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