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中国宋代的斗茶来，室町时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艺性的的特点决定的。
摆弄进口货，模仿宋朝人饮茶，是一件风雅之事。
当然，在室町时代的斗茶会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会。
室町时代的斗茶经过形成、鼎盛之后，逐渐向高级化发展，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准备了条件。
公元1396年，38岁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让位于儿子义持。
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边兴建了金阁寺。
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北山文化”。
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长秀、今川氏赖、伊势满忠协主持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着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而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草创了能乐。
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东山文化。
东山文化是继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
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东山时代初步形成的。
在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银阁寺外，还有一个着名的同仁斋。
同仁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铺满的，一共用了四张半。
这个四张半塌塌米的面积，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
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设计，为日本茶道的茶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把这种建筑设计称作“书院式建筑”，把在这样的“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文化活动称作“书院茶”。
书院茶是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庄重地为客人点茶的茶会。
没有品茶比赛的内容，也没有奖品，茶室里绝对安静，主客问茶简明扼要，一扫室町斗茶的杂乱、拜物的风气。
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在“书院茶”时代基本确定下来。
书院式建筑的产生使进口的唐宋艺术品与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禅院茶礼变成了纯日本式的跪坐茶礼。
书院茶将外来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室町书院茶文化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足利义政的文化侍从能阿弥（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通晓书、画、茶。
在能阿弥的指导下，当时所进行的点茶法是一种“极真台子”的茶法。
点茶时要穿武士的礼服——狩衣，点茶用具放在极真台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发，动作的顺序，移动的路线，进出茶室的步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现行的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
能阿弥不愧是室町时代的一位划时代的大艺术家，他一生侍奉将军义教、义胜、义政三代，一扫斗茶会的奢靡嘈杂，创造了“书院饰”“台子饰”的新茶风，对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他推荐村田珠光作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使得后者得以有机会接触“东山名物”等高水准的艺术品，达成了民间茶风与贵族文化接触的契机，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会、交流，为村田珠光成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提供了前提。
如果说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弥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应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种由一般百姓主办参加“云脚茶会”诞生，云脚茶会使用粗茶、伴随酒宴活动，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肇始。
云脚茶会自由、开放、轻松、愉快，受到欢迎，在室町时代后期，逐渐取代了烦琐的斗茶会。
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
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兴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馆邸举办大型“淋汗茶会”，邀请安位寺经觉大僧正为首席客人。
淋汗茶会是云脚茶会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来成为珠光的高徒。
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风格，这种古朴的乡村建筑风格，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岁时进了属于净土宗的奈良称名寺做了沙弥，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了称名寺。
之后，他来到京都，19岁时进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称一休庵），大德寺是着名的临济禅宗的寺院。
珠光跟一体宗纯（1394—1481年）参禅，获得一休的印可。
他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
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种饮茶娱乐形式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
珠光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夯实了基础、完善了形式，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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