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道：“检控官先生，除非你能证明马玉能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否喝到神志不清，否则马玉的伪证罪名就不成立。马玉不是醉酒专家，没有义务对自己判断醉酒能力负责。伪证是建立在故意撒谎的基础上。我承认马玉说的不是事实，但是马玉说的是自己认为的事实。”
这案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王少墙尖成立，其本人说明犯罪过程，因为马玉的证词不符合事实，所以马玉伪证罪成立。
另外一种解释：马玉本人对醉酒认知和事实不同，他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前者是故意撒谎，为伪证罪。后者是错误判断，甚至够不上撒谎。
第一个可能，马玉在墙尖案庭审时候说了什么？王少认罪后，马玉说：看来我是做了伪证。马玉说的那句话是比较模糊的。同样，林少在最后认罪时候，也说了比较模糊的话：既然这样，我承认自己做了伪证。唯独是赵少是个实在人：这么多年朋友，我不能不帮，我知道作伪证是犯罪，但是我有道义，即使明知道坐牢，我也必须挺身而出。
从曹云的理解来看，林少和马玉都是故意做伪证。但是他们有良知，他们知道自己这行为对得起兄弟，但是对不起受害者，所以认罪时较为惭愧，语气无力，导致语意模糊。赵少在被抓到小辫子后，慷慨陈词，把自己描述的很伟大。
现在到了战场最关键的时候。
赵少可以揭穿马玉在撒谎，因为赵少、马玉和林少在薛某与王少离开后，他们谈笑一般的说，王少不会趁人家不醒人事吃豆腐吧？并且就这么无聊的话题进行了数分钟的讨论，在认知中，他们都认为薛某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完全喝醉，没有意识的人。
如果赵少跳出来案子就开始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曹云就必须打掉赵少的人设。简单说陷其于不义。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自己要舒服，那对自己满意的人就越少。这种证词很容易收集。
林少聪明的话就跟顺风车。最坏的情况就是马玉被林少和赵少围攻。这就是曹云只有50%把握的原因。如果马玉做人真的这么差，四个死党，自己求脱身，两个死党却要拉着他陪葬，那曹云认栽。
曹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赵少反咬马玉，林少做为唯一证人，他会不耻赵少的行为，转而证明赵少撒谎。
白川看赵少，赵少眼神闪烁不定，法官敏锐的发现赵少有异，提问：“赵某，你有话要说吗？”
赵少左右扫视，许久之后，道：“我和马玉认识二十多年，从来没见他喝醉过。林少的家教也很好，又是个妻管严，也没见他喝醉过。我们主要社交圈就那么几个人，大家都是品酒，而不是酗酒。其他人……诸如下属之类，也不敢灌我们酒。”
赵少选择了光明的道路，虽然他自己跑不掉伪证罪，但是出狱之后，最少会有两个兄弟去接他。
接下来是定乾坤的一步。
马玉真的只喝醉过一次？并且没见过薛某这样喝醉的？
当然不可能，作为基金老板，酒桌社交是必须的。曹云有选择的上交证词。检控官你要认真可以啊，你去调查，看多少人会证明马玉喝醉过。能证明马玉喝醉的人，都是和马玉有恩怨的人，既然是和马玉有私人恩怨，那么曹云就能打掉他的证词。
这个战术称之为主观战术，通常用于杀人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之间的辩护，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有一个，伤人者是否在主观上有杀死对方的想法。
比如一个成年人打了一个小孩一拳，小孩死了，成年人只是因为熊孩子吵闹忍受不了，熊孩子的父母又不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小孩打扰到自己后，才给了小孩一拳。这就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假如成年人在笔录时候，承认自己在出拳时考虑过会打死小孩，那就是杀人罪。
这种辩护方式适用于比较模糊的案子，用拳头就属于模糊，用匕首，那就不存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可能。
曹云：醉酒百态，且不说马玉对自己自律，即使马玉是一个放纵的人，也难以看出一个人是真醉还是假醉。两次证词的不同，完全是因为他自身对醉理解的不同。刑案的精神是疑罪从无，马玉并没有做伪证，他只是做了错证。今年上班年，东唐就有二十七起假证词被认定为错证，而不是伪证。
曹云：法官大人，伪证罪有一个基本点：主观故意。主控官完全没有马玉存在主观故意撒谎的证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粗心大意，工作不认真，或者学识、业务能力不高而作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记录、翻译，或者因错记、漏记、错译、漏译等，伪证罪皆不成立。所以，我要求检方撤销对我委托人马玉的指控。
检方准备显然很不充分，他们认为马玉在上次庭审中认罪了，那事实就不需要再进行论证。他们忽略了伪证罪形成的基本点，那就是主观故意。只要检方定不死主观故意，伪证罪就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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