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刘泽华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涵上也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注重俗而不追求神学，人，人性，人际关系在其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然而，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相比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是以人为对象，为本位，但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桎梏人，束缚人，琢磨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先秦诸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而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庄学”之外，其也诸子几乎都是为了“干世主”而作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把各派在政治上的作用基本上勾画出来，指出各派都是维护统治所不可缺少的：＂阴阳，儒，黑，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其内涵的实质是专制主义的，它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刘泽华等着《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第219页）
中国先秦既无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也不同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无论儒家让统治者（君王）以仁政治国，还是法家让君王专政治国；也无论道家的“无为”及“愚民”的学说，或墨家的尚贤，都不过是为君王献出的统治学说。不过就先秦这些思想学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是在诸侯争霸的环境时空里产生的。到帝王的后封建时空里，再没有了独立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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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思想家们生来见到的是王权统治，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它政治体制，又没有去过海外见到过其它形式的政体，也只能围绕着王权统治讨论如何统治而已。
《周易》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不是给遮蔽，就是被扭曲。孔子被当成儒家的创始人，又被后封建时期里推崇为圣人，而崇奉着孔子成了万世师表。而孔子的学说（即《论语》）也就成了帝国时期里的治国圣典。自家的说与注说《论语》的太多了，我们不妨听听外人对孔子及学说的评说。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着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中译本《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着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印刷 第119页）
笔者不认为黑格尔讲的有什么过，笔者也认为《论语》在理论系统性上不如《周易》，而且在思想与思辨上更逊色于《周易》。《论语》倒像是为蒙学儿童编纂的一本启蒙书，不是一个独立者的哲学思考。却像是一位智慧的老者在讲述收集的成语，箴言。即往惜的经验智慧而已。孔子倒像是一位智慧的家长在谆谆教导其家庭成员，如何不越规矩，而循规蹈矩的生活。这正是家长制下的统治与文化，才能产生孔子（即《论语》里）的这种智慧。
不过若把先秦儒学系统的串起来，就看到儒家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虽然重道德性，是讲政治主体（即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在先秦诸子学说里看不到像古希腊古典哲学对“正义”、“真理”、“民主”、“政体”这些内容的讨论。而突出的是统治谋略。“道德性”只是让统治者，治理百姓的一种政治策略（即贯穿中华古代几千年的“民本”主义）。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核心就是道德政治学说，即让统治者行德政，那只是道德政治乌托邦。黑格尔有一段论述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尊敬天为最高的力量，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道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很高的修养，但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羡慕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种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当中国人如此重视的义务得到实践时，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着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印刷 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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