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册，第一章里说：“商代甲骨文也是用来占卜的，但凿龟，看它灼裂的‘兆’，手续比较麻烦，《易经》占卜方法比较简易，因为是周人习用的一种方法，故称“周易””。（《中国哲学史》第16页）
显然《中国哲学史》把《周易》当作占卜书了。
我们且看另一位大学问家胡适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在他的被早年学界里称为“一本划时代的着作”而享誉很高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这样说道：“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做哲学史，只可以老子，孔子说起。”（《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着 团结出版社 2006年版 第二十页）
胡适那本书的名称虽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可只是半部中国哲学史内容。目录上也写着的是“卷上·古代哲学史”，内容是讲先秦时期的哲学史。也正如他本人所言的那样，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里是从老子讲起，《周易》在他眼里自然不能做为上古的哲学史料来看待，自然不会从《周易》讲起。因为他把《周易》定性为“一部卜筮之书”了。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说：“《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着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1页）
看郭沫若发出诗性般语言的说法，多么的诗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与诗人。
这论证《周易》也不忘体现诗人的浪漫。而正是“诗性思维”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这用“诗”的语言说《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又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着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页）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金景芳教授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易学”专家。
金景芳与吕绍刚合着的《周易全解》一书“序”中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
一、首先需要说的，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而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刚着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年 第1版 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对《周易》实际定性为卜筮之书，只是金先生在对认为是卜筮之书的《周易》，着眼点不在其卜筮之术上，而是着眼于卜筮里蕴藏着的思想，这话说的让人理解着就费劲。
我们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说法：“《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但是学《易》时也要看到，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着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并且依然把蓍与卦看成是‘神物’。然而这种神物之所以神，并不在于这个神物本身，而在于这个神物背后储藏着关于天之道和民之故的知识。当应用时，也不是认为这个神物可以前知，而是认为它可以作为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传统的以卜筮为职业的巫史是不了解的。一般人更不知道。应该说，真正了解《周易》的，只有下述两种人。一是作《易》者，而孔子在《易传》里所称道的‘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一是学《易》者，即‘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编’，着成《易传》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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