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时间上来划分，这种“六联体”符号从生成到定型经过了三个时段变化。即第一时段是商朝至西周前期；第二时段是西周中期至西汉时期；第三时段是西汉以后。
在第一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十”与“∧”。
在第二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
在第三时段，即汉朝至今天，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 一”。
从这种“六联体”符号的发展时段来看，特别是通过上面所举例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五幅图示来看，这种“六联体”符号出现在竹简、帛锦、石头上所刻写的《周易》里。由此我们知道，所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里的那套符号，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并且这套符号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脉相承的。也由此使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应是一套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应是无可置疑的，因有今本《周易》和《归藏》所足证的。
今天我们从今本《周易》一书里所看到的那套称为“卦符号”的，就是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符号在商代产生时（至目前考古上所发现的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最早时间，还没有超出商朝中期），是否已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呢？在考古上虽然发现属西周时期的某种器物上一次出现有十几个“六联体”的符号，但截至目前在考古上还没有发现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出现有完整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么，如何验证考古上发现的属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自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呢？实际这是个很好证明的事情，因《周易》里所传承的这套符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所举例的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就可分析推理出这一问题。
前面所举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已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出现的。这三个重复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其中之一是：引用资料：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代晚期）与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末至周初）相同。两个都是以“八八十八八八”的“六联体”。若是将这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豫》篇里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豫》卦符号。
另一个是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与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完全相同。两个都是“—八—八— —”(这个符号也是上下排列组成)。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睽》篇里的符号相同。
第三个重复出现的是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写法排列完全相同，即都是“一八八一八八”这种符号和上下排列方法。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艮》篇里所用的符号相同。
通过以上考古所发现的商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对比，我们发现其中就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的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个有规则的组合系统，这种有规则的“六联体”组合，只能是有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否则就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了，也不会是“六联体”的组合了。从这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就发现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重复出现，无疑说明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故运用时才会重复出现。
为何我们要证明这套符号在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组成呢？这是关系到这套符号的初始及早期流传中，是否如当今易学界里把这些“六联体”符号释解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的正确与否问题。即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被当今易学里说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是否成立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周易》一书（即原创《周易》文本）所传承的早已是一套（“数字卦”）算卦工具呢？还是《周易》作者所用这套符号时，这套符号还根本没有成为卜筮工具而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周易》作者才作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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