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体现古人比类思维的结果。而最早的“八卦”中的“巽”卦取象为风。后来“巽”卦中又配置上了五行中的“木”。“木”的五色为青，方位在东方。那么“风”就等同于“青”色与“木”性。所以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北风”，在古人的眼就会墨守成规的认为是属“木”气所致了。也不论春、夏、秋、冬里刮的风，都是“木”气所致了，这种理论能说得通吗？再把阴阳五行运用到“八卦”或“八字”中成为算命的工具，以及成为中医的理论（当然中草药能够治病，正是长期经验的结果，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无关了），这有道理吗？能成立么？可就那么成立了，并切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思想意识的理论基石。
经过战国后期到西汉前期的阴阳五行成为思想界里认识世界的"守恒定律"，被确定下来。
而五行之说本身也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最后是根据董仲舒的“五行莫贵于土”的思想，而设计为土王四季的。由此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日、月、星宿，神鬼等等皆被架构在天、地、人的时空模式理论里，这种“天人合一”的神秘思想，成为了后封建社会思想界里的垄断地位，似乎成了天地间的大学问。而后封建社会里的政治理论书籍无不是从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世界的构成秩序，阴阳五行成为天地人之间的链条。以五行生克理论到五德始终理论其目的使帝王政权神圣化，用“天道”来解释“人道”，为君权神授而张目。??
京房之前，在战国末至西汉时代里的思想界上皆把天地人架构在一个理论模式里，而天（天的观念是有神论思想的“天”，而不是科学认识的“天”）、地、人的中介则是阴阳五行。从《吕氏春秋》、《易传》里的《系辞》、《说卦》，《淮南子》到《春秋繁露》均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
而京房通过前人的“天人合一”理论，而要追求这理论上的“实证”，即要实践那些理论学说，故才有其“八卦”分宫卦体系的建构。犹如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有了社会主义式的实践，以验证其理论的可行性。京房的“八卦”分宫卦术，就是“天人合一”理论（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下人间能感应上帝，上帝神能垂象人间吉凶祸福）下的产物。京房要通过他的“八卦”筮术，追求“天人合一”理论目标的实现。所以京房把当时思想界上的理论学说一股脑的装进他的《易传》里。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能做为通神媒介的干支、五行，装进他架构的"天梯"通神工具——八卦纳甲筮法。
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干支”学说。我们已知甲骨文时代，人们已运用天干地支记日。在很多占卜辞中都刻记着某日，某日占卜的记录。如癸巳卜，癸未卜，壬午卜等。殷商时期已用“六十甲子”当做记时的历法。“干”是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支是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天干与十二地依次组合为六十个单位（也是六十进制），称六十甲子。这如同“六十四画符号”那样，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相互交替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那样。而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而出现不同的六十个称法，为“六十甲子”，是历法上的记历工具。而后来干支符号逐渐附会演变成神秘工具。“六十甲子”本是记历的工具，从甲子到癸亥依次为六十个称法，也成为六十个单位符号。每个单位在纪历时代表一天，六十甲子周而复始。这种纪日法，在殷商时期就已成熟了。而在先秦时期记月有特定的称法。如四月为除（《诗经》）。九月为玄（《国语》）。而通常以数目为纪，如《左传》里“冬十二月”，“秋七月乙西”，“九月戊辰”。是按一、二、三数目来记月的，后来才有了“月建”的观念，即把十二地支与十二个月份相配。干支纪月则是后起的事，前人把“建”解释为“斗建”。即北斗星斗柄所指方位代表十二月不同的季节。这些本初是历法上的东西都被纳入到“术数”中。
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是按照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如周平王元年，隐公元年，庄公二年。是以元，二，三数序来记的，到汉武帝始用年号纪元。
甲骨文时代，没有干支记年法，只是干支纪日。一般认为，干支纪年法自东汉始，至到现在的农历还是沿用干支记年方法。即用“六十甲子”周而复始的记年。而历史年表上的西汉以上的干支纪年，是后人溯推附加上去的。我们知道干支是在殷商时代是一种纪历符号工具，后来因阴阳五行学说兴起，把这种记历的工具附会上阴阳五行属性，也被纳入到“术数”算命中，成为批命（即通神）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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