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二篇:三国时期"易学"评论
第二章:三国魏时王弼义理释《周易》的复兴
第一节
上节讲了三国时期的吴国虞翻已然承继的是汉后期以象数解释《周易》文辞的方法。而到虞翻晚年时期魏国出生了一位易学大家王弼，一扫前人以象数注释《周易》的风气，恢复了战国时期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
"易学"传承到三国魏时(公元220年-265年），由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方法，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加《易传》)的范式。
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
王弼（226年～249年）《三国志》里无传，他的事迹在《三国志·钟会传》里有寥寥数语：“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三国志》里说的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易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
对王弼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
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切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说王弼尽扫象数是抬高易学上义理释《易》的说法而已。
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周易》里并切有六十四个画符号，及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
自先秦“易学”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
“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这是不容混淆的两种概念与质的区别。
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从象数占验筮术易学里走向以“象数”释解《易》经（《周易》加《易传》）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学说而不入释《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
但王弼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尽，若扫完、扫尽了，后来的“易学”，也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那种了。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象数”之说；他无法排除“象数”，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也用“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所用的象数不同他前面那些以象数释《周易》的方法。他是少用象数，而多从《周易》文辞的义理上去释解。王弼的义理释解《周易》，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周易》，也没有把《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
王弼注《周易》相对汉象数易学来说，确是时代的新风，这与他成长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关。但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超越先秦取象义理释解《周易》的方法，即方*注上没有新的突破，只不过相对汉象数易学的占验筮术，王弼并没有关注那些学说，而是关注《周易》里义理。实际这本是两股道上的车，各行其道。自先秦时期史巫把《周易》用于筮卜，而从六十四画符号中纳入八卦取象说，后又对《周易》结构纳入“九·六”数目说，由此将本是义理之书的《周易》转变成八卦筮术。而《易传》里的《系辞》、《说卦》正是掺杂着八卦筮术理论的东西。而秦统治者，把《易》做卜筮之书，而不禁，汉才传者不绝。这汉人传者不绝，正是以转换完成的六爻八卦筮术文本之《易》了(今本《周易》)。汉象数占验筮术是在“八卦筮术易”上的发展，虽无背离“八卦筮术易”的宗旨，但是却将“八卦筮术易”的东西，用于解释传承的《周易》，无疑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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