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辞源》里解释什么是“象数”，也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而卜筮取象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思维渊源流长。“取象比类”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并以此为工具，去进行认识、领悟、触类旁通的一种思维方式，又称意象思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发展成形了占筮（龟占与筮卜），理论化于《系辞》与《说卦》。“象”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具象、物象、现象。人们通过观天察地的一种直观可感的象，再通过联想和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思与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
《系辞》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说的无疑是通过“象”，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八卦”是以通神明之德，及衡量区分万物之情状的，又通过取《离》之象，发明了猎取鸟兽的工具。确实汉字的发明，离不开物的“象”，才有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取象思维是上古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条途径方法，取象不单单是占卜术的方法，是上古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但不可否认象思维从占筮发展上升过程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中国占筮史中可以看得一清而楚的。
在占卜术上，龟骨卜确实是通过甲骨的烧灼而产生的裂纹形状，而通过纹理形状取兆“象”，来分析解读对照所问及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这就是所谓的“龟以象示”。殷商留在地下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以龟卜兆示所谓的吉凶“天机”，来做为行动的指导是无疑的。
甲骨卜的取象，同样是以类比联想问及人事吉凶。这“象”与问及人事吉凶之间的中介是认为神示的兆纹，而再通过兆纹象形来比类联想附会出所问的人事吉凶来。虽然这“取象”与问及的人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那种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因古人认为万物是“帝”（神）建构与主宰，占卜即是一种神启的方式，认为龟能通神。再者人们又相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人合一”观念，通过神启出的龟骨兆纹，就可比类联想到人事吉凶上来了。总之，即是思维方式所决定下的世界观与方*论。
早期的龟骨占就是通过对甲、骨烧灼产生的裂纹，而看形象以类比联想所问及的人事吉凶问题。
在《周易》一书之前肯定的说，已有了筮法，即所谓的用蓍草筮的方法。西周前期已用蓍草卜问是存在的，但如何筮法，已不祥，有待学者对西周前期的筮法做出研究与考证。
那么，《周易》一书里有没有“象”、“数”呢？很遗憾的说，《周易》原创内容里既没有“象”说，也无“数”论。正因为《周易》一书不是讲卜筮的，所以才不涉及“象”与“数”。原典的《周易》，即那六十四篇文章，是一部义理书。而后来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认为能占筮卜问吉凶的卦爻结构之书，把六十四个“六联体”的画符号装进去八种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又通过“数”的起蓍方法，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也自然附带出认为《周易》某一篇名及文辞，又用那些文辞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已不是《周易》原创内容的意思了，而是史巫“发明”出的筮术。
八卦筮卜是借助卦象模式运作的，以类象形式表达的，以“数”起筮方式推演卜问人事吉凶的巫术行为。春秋时期史巫把《周易》当成筮卜书，必须通过对“画符号”的改造与附上取象的一套筮术内容，才能变成筮卜工具的。
我们通过《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史巫筮卜例子，所谓“以《周易》筮之”，那已不是原典《周易》了。通过那些筮例已知如何用“画符号”里的取象类比、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 春秋《周易》文本，一样通过“大衍之数”的说法，就可起出一“卦”，就能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就能通过画符号取象及画符号里的所系繇辞来比类联想人事吉凶了。懂得了“大衍之数”里“十八变”得出某一画卦符号，就可算卦了。这是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占筮里的起筮方法是与“数”有关。起筮（后称‘卦’）是用蓍草（春秋时期）要通过复杂的“数目”推演，把数也看成天地之数，“数”也被赋予上神秘的属性，自然通过“数”而得出一筮（卦），就认为是神示了（本身用蓍草起筮，也是模似天地四时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筮以数吉”，所以起筮是离不开“数”。
而后来把春秋《周易》文本按画符号创六爻之说，增添“九·六”之数，把“繇辞”变“爻辞”，赋予上“数”的理念。又通过“数”列并赋予爻位里的取象，如把第五爻说成是王位。总之，是一种附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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