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辛斋（1869－1924）是开西学解释《易》的先河，即把西方的种种学问，创新发现，认为是根源于《易经》，此说对近代影响极大。
杭氏《易》学是传统象数易学的新枝，他反对一切离开象数而去讲论《周易》，这无疑是不明《周易》文本之演变，而受其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及《系辞传》的影响。
杭氏是在传统的象数易学里发展了象数易学。杭解《易》常以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各种新制度，新学说，新发明作为“易象”之推广、比喻或相互参证。这与杭的生活时代与工作文化环境相关联。杭氏的“新象数”易学，只能对“象数”无限想像所开辟了空间，也为筮术上丰富取象比类以“启蒙”，但与揭示《周易》本义没有什么益处。
总之，清朝“易学”学说之多，着作之丰，无法穷尽，但不外以上那些《易》家说法，从象数义理终于再次与筮术紧密结合，不离不弃，一直影响到今天。
无论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把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而“祛魅”出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与民国初期，思想一解放，迷信就泛滥。
“如果有人想找到一个可以很好地探究迷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的地方，与其他国相比，中国则是最恰当的选择。这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完全被迷信的观念浸泡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迷信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弥漫着迷信的气味，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低级平民，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它的影响与支配，甚至一言一行。事实上，迷信歪曲了人们的正常理智和思维，它反复于严密的逻辑之间，挑拨离间，颠倒是非。它不单单在个人家庭中潜藏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国家重大的事务中，例如有关国家繁荣昌盛（我们不说有关帝国生死存亡的事情）的问题，也往往是由迷信掌控的。……
迷信属于一种扑朔迷离，神秘莫测，支离破碎，并且无法描述的信仰。它就像是人们在完成一个超自然的宗教体系创作后，手里所剩的残余，但事实上，这些残余要比那个体系本身更具强大的潜能和影响力。”（以上摘自（美）切斯特·何尔康比着《中国人的德性》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97页、98页）
作者清末时期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回美于1895年写成此书。作者描写的那时的中国，并无歪曲，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还可以从《红楼梦》里所反映的大量巫术、筮卜迷信的东西，那是帝国里真实的一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神鬼横行的精神世界”。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在专制的国家里……完全没有相等的或更好的东西可以向人建议，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在那里，人们不得把坏的遭遇归咎于命运之无常，也不得表示对将来厄运的畏惧，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与惩罚。”（《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着）
中国后封建社会正如孟德斯鸠说法，在专制国家里，才会有如此对命运无常厄运的畏惧，也才会有如此“创造发明”那些众多抚慰无常命运的术数（算命术）。正是专制残暴的帝制社会里才会有如此的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因为人人都难以逃脱无常的厄运，都对无常的厄运产生恐惧，才皈依到迷信的信仰里，才有术数学说的层出不穷。一部“八卦”筮术，才会上演几千年而不衰微，与其背后的制度不无关系。
我们对整个后封建时期对今本《周易》一书的说法（即所谓的“易学”），作一小结：秦朝是把《周易》当作卜筮之书，而不禁止。
汉承秦发扬光大的是“八卦”卜筮，而发展出象数占验易学。
虽然汉把《周易》与《易传》做为《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同理是把《周易》看成即筮即理的双重性质。这种亦筮亦理的看待《周易》是源于《系辞》传，自此影响了二千多年无论是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还是象数筮术说《周易》，都认为“象数”与《周易》不可分割。
自春秋时期史巫把《周易》作筮卜之书运用，也已有人把《周易》不当占筮书看待，而当作古典文献，象引用《诗》、《书》一样引用，作为行为准则和言论根据。而这一行为始终并没有中断，战国两汉至到清朝末年，古代的典章书籍里不凡有引用《周易》之文，作为行为准则和言论根据。但引用《周易》文，到后封建社会时期有一个变化，就是把释《周易》的《传》也作为“经”的内容所引用。
总之，《周易》一书在学界里，并不因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而影响对《周易》之文作为古文献引用。而在“易学”界里，自《系辞》始把《周易》理论成双重性质，即筮即理（如同现在人所说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后封建社会里“易学”界均受《系辞》的影响，即双重对待《周易》一书的性质；无论偏重与筮，还是偏重理，均认为《周易》既是占卜书，又是说理书。虽然各朝代里的学术虽有偏重，但并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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